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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
罗马帝国的人口中有一半是奴隶,雅典的人口中则是四分之三为奴隶。奴隶的生命是可以让主人随意处置的。经过许多世纪之后,在基督教的主张下,奴隶制度终于逐渐废除,先是在古代世界中,稍后则是在十九世纪时,大部份是透过这位强而有力的福音派者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努力而有的。它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当然也有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也正是奴隶的主人。然而无论如何,这个折磨人类数千年的奴隶制度,主要还是透过基督徒的努力而终结的。
在古代世界中,奴隶的生活就像是身处地狱般。芬德利(Findlay)教授说,在雅典被允许进入法庭作证必须先予以拷打;而一个自由人则是在发誓之后就可以进入作证,这是法律规定的。在罗马人中,如果一个家庭的主人被杀,他家中所有的奴隶便一律处死,并不需要经过合法的审判;当要利用另一个人的时候,则把家中的一个女奴赐给客人过夜,算是款待的普遍习俗。透过奴隶制度真叫我们看见这个暴政是何等地的龌龊,以及古代人类又是何等的堕落。当我们想到古代世界中奴隶人口的比率是何的大时,就更叫人无法心安了。沃特即说出了这种恐布的情况:
斯巴达设有系统式的恐怖政策,全是用来实施在奴隶身上。世界各处的原始部落亦都认为奴隶是完全没有尊严和权利的。在过去几世纪中,甚至在今天许多偏远的地区里,数以百万计的被奴役者,其生命之存亡因其身分而变得无关紧要。这是何以古代的战士宁死也不愿被俘掳的原因,他们这么做并不一定是勇敢或是高贵,而是很实际。即使是在颇有知识修养的雅典和罗马人家中,在那里管家的奴隶可能会受到较人性化的对待,并被允许拥有特权,然而他们的生命也绝不会就因此脱离危险。当时就有四百个属于罗马塞肯达贵族的奴隶被一同命令处死的例子,只因为当主人被谋杀时,他们均在他主人的房屋里。
在古时,即使是同种族的人亦彼此奴役。那些他们所拜的神只并不关心奴隶。奴隶们没有权利,与社会无关,与国家无关,与神无关。但是当福音开始在人们的心里生根,一霎时便改变了。从圣经中保罗自监狱写给腓利门的简短书信里,让我们了解到当时的整个社会状况。腓利门是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从腓利门家中逃跑出来的奴隶,曾与保罗一同坐监。由于保罗同时带领了这两个人信耶稣,因此他在这封委托阿尼西母带去给腓利门的信中说道:「接纳他(阿尼西母),不要再当他是奴隶,而要把他当成亲爱的弟兄。」
有上百万的人听过这话而无不动容的。这是世人曾听过最具革命性的观念——一个奴隶,一个原本仅被视为「活的工具」的人,却也可以是一个亲爱的弟兄。这种观念真是完全不可思议和难以相信!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带着基督教兄弟关系的观念,融化了奴隶的脚镣,就像冰柱在东升的太阳面前被融化了一般。
批评基督教者指出,保罗或其它初代教会的领导者均缺乏直接向奴隶制度挑战的勇气,因而只能与奴隶站在同一线上。在《阿西莫夫圣经指引:新约》(Asimov's Guide to the Bible :The New Testament)一书中,已故的世俗论者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写到:
虽然保罗力劝腓利门要对奴隶阿尼西母仁慈,因阿尼西母如今在基督教中已是腓利门的兄弟,但保罗没有在任何地方暗示奴隶制度有可能是错的或不道德的制度。的确,保罗甚至劝戒奴隶要顺服他的主人,因此不论基督教的教义是多么前所未有,但也绝非是社会改革的教义。
其它的世俗主义者也持相同的观点。牛津的学者福克斯即写道,第二和第三世纪的基督教领袖并未搅乱奴隶制度。福克斯观察初代的基督教会,他说:
初代教会的优先级并非关心奴隶是否从他们的主人得着释放,或是力劝主人让奴隶得到自由......。最多,基督徒的奴隶只是得到了安慰和慰藉,基督徒的主人也并未受到特别的鼓励去释放奴隶,虽然在城里定居的家族以基督徒人数最多,而在那里释放也是最常见的。
福克斯将这一切了一个总结:「基督徒的目标是改变心,而不是改变社会制度。」然而,阿西莫夫和福克斯都错失了一个最大的重点,因为基督徒并不主张基督教要一夜之间就将奴隶制度废除。如果基督教完全不容许奴隶制度,福音就不可能像在第一世纪时那样传开。而一旦福音传开了,便种下了最终废除奴隶制度的种子。因此借着改变人心,基督教及时扭转了社会秩序。再者,正如教会历史学家来德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所指出的,「基督教乃是借着赋予人工作上的尊严,而自然废除了奴隶制度。」
哀哉!近世纪来,奴隶制度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手中又再一次抬起它丑陋的额头。当他们在非洲发现黑人时,人类便又与奴隶制度大战了一回。不过一直到采取真正的行动之后,人们才尽全力废除掉奴隶的买卖制度。那是经过一位热心的福音派人士威伯福斯竭力为此事奔走而成的,透过他数十年来身为英国议会中的一员,威伯福斯聚集了一班与他志同道合的福音派人士一同战斗;他们就是众所周所的「克拉朋联盟」(The Clapham Sect)。
这位世界历史中的模范基督徒政治家威伯福斯,经过二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终止了从非洲到西印度的奴隶买卖。议会全面通过了禁止贩卖奴隶的法案。接着他又不屈不挠的奔走努力,以求能释放忧英国领土中的奴隶;这场战事持续达二十五年之久!即使有不断的反对和嘲讽,他完全将此追求的方向当成是对耶稣基督的服事。
威伯福斯年轻时,生命曾经历了一段戏剧性的转变,这个改变使他由个人对凡俗小利之追逐转到顾及别人的需要,而开始为释放奴隶奔走。在他临终的病榻上,他接获了议会决议释放奴隶,并拨付两千万英镑用以释放英国本土剩下的所有奴隶。就在1833年的那一天,七十万个英国奴隶真正得到了释放。当威伯福斯得知他一生的努力终于实现时,他非常的感动,深深为的通过感谢神。
接着三十年后,美国付出了战争的更惨痛代价,从北方教会讲坛发出了如雷般的控诉,就此奴隶制度就完全的消失无踪。沃特指出:
在美国东部及中西部的福音派人士时常卷入对抗奴隶制度的奋斗中。在1840和 1850年间,加尔文派和卫理公会派的信徒都曾给予废奴运动一些属灵上的支持。著名的布道家芬尼在俄亥俄州建立的一个训练宣教士学院,可说早已变成了一个「地下铁道」的连接点。芬尼自己亦不断的把逃脱的奴隶藏在他自己的寓所之阁楼中。
在 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度协会中的三分之二成员,据我们了解,都是一些传福音的牧师。众所周知的是,那些「地下铁道」的领导者皆是贵格会教派的信徒。林肯总统信仰基督教更是一件十分可确定的事,因他的著作中充满了引用的经文。毕竟,基督教和奴隶制度是互不兼容的。这也是著名的李将军(Robert E. Lee)为何要释放他自己因婚姻而承继拥有的几位奴隶,他曾写道:「为终结奴隶制度而发生在州与州之间的战争是不需要的。」因他相信这邪恶的制度终会因基督教而逐渐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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