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企业家群体，或者说代际流动，并不是由他们的年龄来定义，而是由他们适应的意愿和能力来定义的。特立独行者已经不再是游戏的名字了——它属于一个独特的群体，在当今高速变化的世界中最有可能茁壮成长。

“众创空间（wework）”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新空间租客，这并非是一个孤立现象。今天，全球有近6000家共享办公业务。而五年前，只有300家。创业老手加里.门德尔（Gary Mendell）很好做出总结：“旧的办公空间模式已经过时了。”

很明显，自从时钟被用来协调劳作，实际上是用来储存时间的——我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都采用了“时间就是金钱”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工作时间、工作日和工作周都按盈利能力进行量化，因此与价值相关。

随着工作实践的进行，我就自己的霸道行为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岔路口。在一条道路上，我的职业是由技术所支配，而能让自己感到踏实的就是自己没闲着。另一方面，我对当下的体验要先于时钟，也先于自己总是能被联系上的能力。在这里，我可能有机会真正投入工作，发现我既喜欢工作，也喜欢玩耍。

改变既定的商业惯例，以便应对更多的质疑和考察，需要我们转变政策和策略。曾经支撑它们发展的老旧企业不再适合一个青睐于高效与合作的市场。我认为，一个健康企业的未来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环境所需要的，是挑战已形成的“遮丑”文化。

随着数码私人助理（siri）的兴起，以及工作外包和个人事务的流行，受提高生产力的吸引，我们会冒着失去一部分人性的风险。被联系上和感觉到被联系上不是一回事。

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心理契约受到威胁。我发现，基于忠诚度的合同及其提供的安全性正在被不太正式的安排所取代，而付薪方潜在的约束力也会降低。对一些人来说，收入水平的不确定性是无关紧要的，而像我这样更为事务导向的人将更喜欢新范式的津贴和灵活的工作条件。

然而，随着更多高技能、超专业化的组合式工作者坐在就业金字塔的顶端，还可能出现经济的分布不均。这就意味着中层职员的工作机会将受限。他们将跳槽到技能要求较低、无法充分发挥潜力的岗位。与人类所做出的选择相反，人工智能的反叛和智能算法驱动的未来数码时代，我们可能完全不再需要一些高度专业化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