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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慕溪

最近这两周，由高晓松作词、许巍演唱的歌曲《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刷爆了朋友圈，迅速成为一首现象级的刷屏歌。在作为经典名言流传网络多年之后，高晓松的这句“诗和远方”再一次撩动了普通大众的文艺情怀。

一时间大家情怀四起，跟着许巍柔和而有味道的声音一起唱，“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两年前朴树的 《平凡之路》，文青偶像韩寒搭配校园民谣歌手朴树，让这首《平凡之路》一时之间变得不再平凡。

可是再完美的搭配，也掩饰不了歌里透露出的精致的平庸和浓浓的鸡汤味。这首刷屏的鸡汤歌《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仅仅一天就被著名音乐人周云蓬批评和歌者一样苟且。

且不说这首歌是如何轻蔑地将普通大众的生活定义为苟且，来彰显文化精英们居高临下优越感的。纵然普通大众的生活是“苟且的”，它所提供给大众的解决方案---“诗和远方”，无疑是遵循一种“生活在别处”的思维，只不过是给当下青年困顿的现实生活一个心灵鸡汤式的出路，是一种犬儒主义式的逃离。

眼前的生活是苟且的吗？

所谓苟且者，只顾眼前，得过且过。

词人一句简单的“苟且”，就磨灭了所有为平凡生活梦想奋斗的心血，就贬低了为生存而努力的普通人的生活价值，就消解了为家庭为子女朝九晚五担起责任的上班族的人生意义。

普通大众就只是庸庸碌碌地苟且活着吗？将生活定义为苟且，是处在“全家都是清华的”家境下的文化精英的猜测，是不食人间疾苦的上层人士的呓语。将生活定义为苟且，就如将学习定义为作业，将大人定义为坏蛋一样，是典型的孩童思维，拒绝长大，停留在漫长的青春期，逃避作为一个成年人必须面临的社会化过程，将对方贬低使自己逃避承担责任的做法合理化。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生命里有着多少的无奈和惋惜,又有着怎样的愁苦和感伤?雨浸风蚀的落寞与苍楚一定是水, 静静地流过青春奋斗的日子和触摸理想的岁月。

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遇到的各种无奈，各种屈从，为了能够更好地生活所付出的心血，是生存在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是必须承受的磨练。

害人的疫苗，永远涨得比工资快的房价，挥之不去的雾霾，熔断的股市，令人担忧的经济未来……这一切的现实处境都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个普通大众感觉到生活的压力和困顿。对于这样的现实处境，“逃离”的念头每个人都有过。这也是歌里最吸引人的地方，因为它触及了每个生活在这样社会里的大众的对现有生活不满，寻求改变和逃离的愿望。

远方——逃离的出口？

处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的人们都有过逃离生活的念想。所以当有人似乎真的这么做时，大家都觉得佩服不已。还记得两年前那封火遍网络的辞职信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多么简洁的表达，却道出了所有人都有过的念想。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那些争着吵着要去看世界的人们是不是真的去了，想知道他们看过世界之后的生活会是怎样。鲁迅早就提醒文艺青年们，更值得关注的是，娜拉出走之后发生了什么。

远方代表着对现实生活空间的抽离，去达到那让心灵自由的地方。这样的愿望其实伴随着我们整个的历史。仔细想想，历史上有多少位像陶渊明一样的文人墨客渴望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又有多少个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从小就怀揣着武侠小说的世界里所说的“浪迹天涯”的愿望？

不仅是在我们的文化中有这样的愿望，甚至在西方世界更甚。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写的小说《在路上》发表之后，整整影响了几代美国青年的生活。小说中主人公萨尔与狄安、玛丽露等几个年轻男女想逃离生活，于是沿途搭便车或开车，多次横穿美国，到达墨西哥。他们从纽约一路放浪形骸游荡到旧金山，最后分散。逃离，成了放纵人性的机会，这肯定不是我们追求远方的初衷。

举世闻名的《瓦尔登湖》也是寻求远方的经典名著，作家梭罗在书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在瓦尔登湖湖畔一片再生林中度过两年又两月的生活以及期间他对生活的思考。他在小木屋旁开荒种地，春种秋收，自给自足。他亲近自然，与自然交朋友，与湖水、森林和飞鸟对话，在林中观察动物和植物，在船上吹笛，在湖边钓鱼。他自己劈材做饭，每日也面对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和担忧。这样的逃离生活，出走远方，却成了一种回归日常生活本身的尝试。

真正意义上的逃离反而成了回归，这在近代的知识分子中也很常见。“走异乡，逃异地，寻找别样的人们”的鲁迅出走异乡，却写成《故乡》。萧红从呼兰河出走到上海，到香港，却写成了《呼兰河传》。沈从文出走湘西，却书写了真正的湘西。

为什么逃离生活，出走远方却成了一种回归呢？ 因为，生活其实从来无法逃离。

《笑傲江湖》中有这样一个经典场景：在一堆熊熊燃烧柴火旁边，令狐冲对任我行说：“我想退出江湖。”任我行幽幽地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如何能退出呢？”

江湖无法退出，生活也无法逃离。所以在田园里的陶渊明还是得辛苦种菊养生，瓦尔登湖边的梭罗还是得回到社会中，渴望一直“在路上”的凯鲁亚克，几番放纵，还是要回归平常人的生活。

“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可能翻过山后面，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

远方被消解成一个简单的旅游目的地。我们渴望看到山的后面是什么，所以我们翻山越岭，出游赏景，拍照留念。然而几天之后，却还是要回到生活的琐碎中。高晓松们给我们灌输的“远方”念想，并不能改变我们生活的“苟且”，它甚至连安慰都算不上。

生活的诗情在哪里？

吟诗作对，从来都只属于文人。当我们说日常生活的诗情，其实更多是在说文人的诗情。普通大众虽有审美能力，但都在高楼林立的写字楼和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消磨殆尽，难以在一粥一饭式的日常生活找到岁月静好式的平安。

“文艺”标签在社会上的流行，也失去了它本来有的意义，反而只是肤浅地指向一种生活趣味。生活的诗情对于朝九晚五的普通大众，就只剩下在压力和挣扎的大社会中寻找小的生活趣味，来平衡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许鞍华的电影《女人四十》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底层妇女萧芳芳买鱼，卖家说死鱼比活鱼便宜一半，她一下就把那鱼拍死了，说“死鱼了”，然后高兴用一半的价钱拎回一条鱼。

记得小时候读归有光的《项脊轩志》，也发现同样的生活乐趣。书中写道：“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簌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归有光虽穷，却能在自己的生活里自得其乐。月洒院墙，风摇影动，生活中充满诗情。

但是这样的生活场景虽然蕴含趣味和诗情，但不足以带我们逃离生活的“苟且”和自我的挣扎。

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里曾说，所谓栖居是指人的生存状态，所谓诗意就是获得心灵的解放与自由。很显然，我们的心灵无法在这样短暂的趣味中获得真释放和真自由。

“那片海”在哪里？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与远方的田野，你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歌手在重章叠唱中，带领我们进入了三个画面： 母亲对离家的孩子的教导，恋人分手时的忠告，孩子对下一代的祝福，这些都用了同样的这句话串联起来。正如歌中所描述的，“对那片海的寻找”其实在每一代人心中，在每一个人心中。那么，“那片海”到底应该指什么呢？

或许词人自己也不清楚，所以用诗意的表达规避了清晰的指向，以含糊的犬儒的解决方式完成了一次商业化的运作，把多年前泛黄的理想主义重新贴上“远方”的标签，当作鸡汤兜售一空。其实卖汤者很清楚，当年数不清的文青，以为自由就是与日常生活拉开距离，为找寻自己内心的“那片海”，最终伤痕累累倒在沙滩上。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顾城如是说。然而，“朦胧派”的顾城终究没给世界画满窗子，反而给自己的生活画满了牢笼。他难以忍受社会的纷扰，和妻子定居孤岛。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夺走妻子对他的爱，妻子只好将小孩寄养在朋友家中。

之后，情人出现，他因为离婚冲突用斧头杀死妻子，随后自缢。当我们逃到远方，一直带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自我。无法逃离的自我中心，使人骄傲地企图修改世界以合我意，行不通就跑掉甚至毁掉。

连自己的亲人都无法爱的人，要逃到哪片海里他才会觉得舒服呢？生活的琐碎和庸常，是真正的爱的操练所。真正的爱只有在不完美的现实中才能变得厚重，它需要舍己，需要付出，需要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不足，需要耐心来对待生活的不完美，而这些都是以理想主义为名的任性与自我所要逃避的。

文艺青年和理想主义者们都曾感到理想和现实之间深深的张力，他们承受着割裂的痛苦，难以得到内心真正渴慕的那份平安。他们用尽自己的智力，试过各种方法都失败了。世间之物没有一项能带来真正的长久的平安和满足，都只能让在短暂的、逃离生活的文青们，在内心感受到片刻“诗意的栖居”，然后在下一刻内心复归躁动，继续追逐下一个能带来这种感受的项目。

奥古斯丁年轻时一方面在知识上广泛涉猎，专研当时流行的各种学问，一方面放纵情欲，渴望在情欲中获得满足。然而世间知识对头脑的喂养和肉体欲望的满足，并没有带给他内心一刻的安宁。直到后来他接受基督信仰，在《忏悔录》中回顾自己曾经的追寻时写到，“人心是为神造的，如果人心不在神里面找到安息，它是永远不会安息的。”

所有的人其实都在寻求神，寻找内心的“那片海”的呼唤，寻找内心难以获得的真正平安和满足的答案。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他们却没有按着正确的方法，没有在正确的地方找。仔细想想我们的文学和艺术吧，在堕落的世界中，智慧人所无法见到的荣美，却在艺术家和文学家的眼中重被发现。因为艺术为我们绘制高过现实的图画，文学给我们描绘超越生活的品味，将我们的心灵从惊异中提起。

艺术虽然有许多作用，但所享受的美只是在幻象方面。理想与实际之间的鸿沟，艺术无法填补，它不能将彼处的异象变成此处的现今世界，对人生只能提供安慰。它把遥远的迦南美地的荣耀指给我们，但却不能引我们进入那更美之地成为该地的公民。正如巴文克在《我们合理的信仰》中所说的，艺术不能赎罪，它不能洗除我们的罪污，也不能将我们生命的忧愁中擦去。

令人喜悦以及有用的事物固然在其本身有价值，无论物质、金钱还是文艺，但这些都不能使我们心意满足。仔细想想，我们努力地生活，努力地怀着爱意和家人、朋友、爱人相处，不都是怀着寻求内心良善的愿望吗？

在维系生存的水平之上，我们里面有一个意志导引我们的理性与良心希望进入更高的境界。我们内心一直寻求的良善，并不是因为环境是在近处还是在远方而成为良善，它本身就是良善的。神创造了我们，将这种对美好良善的渴望放进我们内心，我们的灵魂也只有在这种绝对至高的良善中才能找到安息。

即使在歌声停止之后，我们依然“苟且”地生活着，我们却可以带着那份灵里的平安，以温柔的心回答那些企图在远方找到答案却再次失望而归的人们，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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