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的公交相当发达，乘公共汽车的人不少，车上只有一个司机，没有售票员，乘客上车后自觉向一个箱子投票或投币。要说这种做法现在中国也很普遍了，并不稀奇。但稀奇的是，司机从来不看乘客投了多少钱，好象投币只是乘客的事，与司机无关。所有的司机都是如此，这已是传统。而且，加拿大的硬币比中国复杂，从2元、一元到25分、10分、5分、1分，分五种硬币，目前乘车投币规定为3元，想想看，乘客若投的全是几分一枚的零钱，掏出来肯定是一把，一会半会没法数清的。往最严重情况想吧，若全是一分的硬币，那可需要300枚！

不过，多伦多的司机从来不管乘客投币是否够数，却并非零钱数起来太麻烦，而是另外的原因，说来也很简单——信任！

这种信任在西方社会是非常普遍的，但在中国基本不存在。

因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中国人有这样机智的格言：“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的前半句是虚的，后半句是实的：他人不可信任。真的，若是人人都能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则何来后半句“防人之心不可无”呢！没有敢相信他人是不存“害人之心”的，于是每个人都充满“防人之心”的警惕。

难道加拿大的人格外高尚，人人如尧舜？当然不是（虽然从整体上看，确实高过国内的水平）。那么，为什么司机如此不负责任，完全不管乘客是否投够了票额？难道不怕公司的利益受损？不怕逃票人太多的话，连带自己的利益受影响？不，不是的，但答案不在这里。

解释这一现象，要从这传统形成的起因谈起。

信任的信仰基础

在教堂林立的多伦多，在以基督教为信仰基础的北美大陆，人们普遍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人们相信他们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人做的，是做给上帝看的，上帝永远在场。因此，人与人之间，因为共同敬畏上帝的缘故，而可以信任。乘客投票或投币，他所投给的对象不是司机，不是汽车公司，是投给上帝看的。若他有欺骗之心，他是在欺骗上帝！司机不理乘客投票投钱，也是因为投票投钱是乘客的应该做的，乘客并非不知这个道理，他若逃票，或投币不足，惩罚他的有上帝。这样，有上帝在司机、乘客之间，是上帝的临在，每个人单独对上帝负责。司机不必对乘客的投票负责，乘客也无需将票钱一一数给司机。

信任关系若是仅仅基于人与人之间，一定会崩溃。唯有上帝的介入，不但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真正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美好关系，从而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宽松和自由。

中国的“杀熟”文化

在中国，由于缺乏上帝之维，人与人之间真正的信任关系无从建立，只能靠血亲、朋友、同事、同学……等特殊“关系”来打造易碎的信任。人是有限的，人也是有罪的，这种信任最后常常被“利用”，“杀熟”就是中国亲朋之间的信任被利益转化成欺骗的悲凉一幕。另一方面，由于彼此接近，亲朋好友反而常有利害冲突而更加易于成为仇人。为争王位父子相杀，为争遗产兄弟反目，这类事太多了。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多疑？为什么中国人之间如此缺乏起码的信任关系？没有信仰的地方，怎么可能有安全感！

在北美，人之间的信任表现在许多方面，比如超市常常把大量的商品摆在商场之外，完全没有人看管。顾客挑选之后，自己拿进店里去交费。无论是大型超市还是小型便利店，都是如此，对顾客来说，顺手牵羊的机会非常之多；对商店来说，丢失货品的危险非常之多。但没有人因为容易得手而偷东西，也没有人因为容易丢失而严加防范。

在这里，找工作的时候，报上自己学历就是了，没有人要看你的文凭，因为信任；游船买票，12岁以下孩子半价，但从不问年龄，也不要出示证件，因为信任。这类事情实在是不胜枚举。

在北美，由于信任，人与人之间自然会变得十分友善。出入门口时，会自动扶着门，让后面的人过来时不会碰到；我初来北美时，每当我在大街上展开地图查找地址时，马上就有素不相识的人主动帮助；若汽车抛锚，很快有车辆停下来问要不要帮助；若你病在路上，不用说，必然有人前来关心问询……。在这里，你随时可以体会到人际友爱的美好，你随时可以感到人的尊严。这里的残疾人不必自卑，这里的小孩子自信有礼。真的，生活在彼此信任的环境里，何等舒畅。

在北美，不是没有人利用他人的信任行骗，这种事并不鲜见，人的罪性无处不在。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无论发生了多少次欺诈行为，都不能摧毁这个社会的根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一种超越人性的强大力量支撑着这种信任，从而不惧恶者作祟。或者说，无论有多少次“害人之心”的刺激，都不会出现中国式的“防人之心”的普遍世风。只有充分健康的肌体，才可以拥有如此不畏侵害的信心！

缺乏信仰的传统文化，只有相对性的东西，不存在绝对观念

再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不是没有“天”这样类似上帝的观念。中国人说“人在做，天在看”，中国人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天”或“上帝”不能制约人心，以至于中国的大地上，遍地谎言、欺骗、抵防、怀疑、上当、受害……。原因很简单，第一，作为缺乏信仰的传统文化，只有相对性的东西，不存在绝对观念。“天”、“上帝”，在中国人看来都是虚的，都可以不必当真的。中国人急来求佛，求佛不灵就转而求道、求仙，不在乎所信的是什么。中国人也不敬重他信的对象，灶王爷、土地爷都可以是戏弄的对象——这情形，很像中国人对法律的态度，以法治国因此成为空言。

第二，中国人口里所说的“天”“上帝”，是假神，不是真神，对人心、对社会没有真正的制约能力。在拆开从古到今口口声声关于“天”的话语可见，那个“天”的内涵是何其空泛。孔子只是到被逼急了，找不到其他脱词时，才会大叫“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辛弃疾到了绝望的时候，悲鸣“天意自古高难问”；窦娥到了遭遇冤案时，大叫“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试问，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他们何曾真心敬拜过他们的“天”？他们平时可感受过“天”在他们生命中的临在？他们所发誓、所诘问、所责骂的“天”，曾经与他们毫无关系啊！这样一个从来不存在的“天”，怎么可能在你危机关键的时候，突然降临来拯救你呢？！

基督教常常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话，对于不信上帝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但对于真诚信仰的人来说，则是他每日生活中最真实的经验。上帝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如此上帝，如此信仰，才能真的帮助人在世上生活时心里有“底”，在与人交往时有信任，而社会，也会因此变得真正和谐、安定团结。——不用社论来号召、不用政府来管理，不用警察来维持。

注：小标题为编者添加

每日金句：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 2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