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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祖鲲博士: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包袱同样沉重,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博大精深,糟粕在所难免,中华文化星火相承,历久弥新。成长需要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需要阳光的照耀。信仰在文化中生根,文化因信仰而更新。很高兴请到特别嘉宾文理双博士庄祖鲲老师来到咱家讲坛分享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学术研究——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与转化。
从小我学理工科,初中的时候我就想好大学要读什么科系,在这种情况下,我的高中成绩很好大学直接保送,台湾几个重点高中有保送名额,所以我直接进了台湾大学化学工程系。我这个人个子矮矮的,比邓小平大概高几公分,但是我开玩笑说,我这个人长得矮但是高瞻远瞩,初二就想好大学读什么。从大学本科毕业,后来去美国读化工博士,其他时间一直都在工作,工厂里工作过,国家研究院也工作过。
我是搞催化剂研究,大部分用于石油化学和塑料,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塑化剂跟这有点关系,塑化剂用在塑料加工的,没想到被他们用在食品里面了。在工厂,我从基本工程师做到生产部门科长、副厂长,其实是做生产管理方面的事情,生产部门科长要管工人,副厂长也是做生产管理等具体的工作。
回来后我在国家研究院做了七年,从生产部门的主管到了科研部门主管。在国家研究院主要做技术方面研究,我的研究所是做化学工业研究,不是学校的学术性研究,而是应用科学的研究单位。七年中有五年我在管一个最大的研究单位(化工研究组),整个化工的研究领域,化学检验分析、高分子塑料纤维零零碎碎的拿掉剩下是我通包了。国家研究院不是低档次而是已经工业化可以做的,比如香皂、肥料,国家研究院已经不做了,民生实业自己就可以做了。
一般的塑料,工厂已经可以生产了等于它技术已经有了,那我们也不做的。我们得比国内的工业界领先,但是又不能领先过头,过头那就变成纯粹是学校研究室里面的东西,不能真正变成产品,工业性的公司就没兴趣来做。他们有兴趣的是拿不到技术,或者想发展自己没能力投入研究的。在台湾那种情况下,我们走的是日本路子,日本的国家研究院把日本所有公司变成Japan in corporation。我们工业院有电子所,全台湾的半导体主管大半是在我们工业院担任过员工的,里面很多自行发展的技术大半是在工业院诞生,再技术转移成立新公司。国家研究院等于是国家工业的领头羊,所以台湾现在的电子半导体工业在全世界有相当主导地位,跟过去的政策、跟我当时服务的工业院有很大关系。
安平:像庄老师这样有报效祖国之心,在专业领域中已经做出了很大成绩,又是在一个有很大发展前途的领域,怎么又突然转行学文了呢,难道科技不能救国吗?
早期的确是有科技救国的想法,慢慢工作时间长了,观察台湾社会发展轨迹,70年代的台湾工业正在发展,我们要科技没科技,要钱没钱,所以科技的确非常重要,可是到了80年代就像现在中国发生的情形,经济起飞带来道德滑坡,当看到台湾出现社会道德乱像的时候就开始为自己所谓"科技报复"的想法打问号。化工可以制造很多新产品,比制造假鸡蛋更麻烦的是污染问题,有些污染得二三十年才能清除得掉,有些遗祸子孙。那些化学污染看得见摸得着,社会道德污染化于无形,是人心被腐蚀。
因此我在想,台湾社会或者更广泛一些中国社会现在最欠缺,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经济问题、科技问题固然是问题,但绝对不是第一二问题,第一二的问题可能就是道德滑坡的问题,挣再多的钱都弥补不了道德滑坡所造成的后遗症和伤害。中国的社会、台湾的社会到底需要什么?文化跟道德成为我的关注点,我慢慢在思考这些问题,最后我决定1990年刚好是我大学毕业20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到工业技术研究院跟所长递辞呈。我跟所长说“我要读这个,我去服事上帝”。
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平常说这个人有文化,那个人没文化,中国大陆人说的“我没文化”,这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别人搞不清你在说什么。中国人说的没文化,代表教育程度低,中国人的“文化”代表教育程度。文化人类学(人类学里有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等)专门研究人类各个社群古往今来文化表达现象,它对文化的定义是:
文化到底是什么?
安平:先入为主的很多东西是未经我们思辩取舍而我们还不自知,直到有冲击的时候才可能有反思。那我们中国人得三省其身,因我们的文化太深厚,特别是在现代文明社会,我们需要好好检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文化基因,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重新思考的,这也是庄老师在今后的一系列节目中要跟我们分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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