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模”与“过劳死”，凸显的是中国人整体对生命的漠视，和对金钱的贪恋。

  大多数中国人对“劳模”(劳动模范)这个词并不陌生。一提起劳模，人们便会联想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劳模那种默默无闻的“老黄牛”精神。当时全国涌现出了王进喜、郭凤莲、时传祥等一大批“无私奉献”、以体力劳动者为主的老劳模。时移势易，到了21世纪，劳模头上的光环逐渐褪色，却“与时俱进”地出现了“过劳模”。

  何谓“过劳模”？

  “过劳模”是最近刚刚流行的近乎调侃的新名词儿，意思是过度劳累的模范。这些人以牺牲节假日和个人休息时间为代价，拼命工作。他们平均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基本上没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依赖咖啡、香烟、浓茶和可乐，来保持头脑清醒。

  他们的工作强度，往往超过正常的“敬业”标准，甚至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劳模”，因此被戏称为“过劳模”。他们和美国所谓的“三超族”（3Overs，即OverWork，超负荷工作；OverWeight，超重；OverCaffeinated，超量咖啡因摄入），非常相似，但又有所不同。

  短短两三年间，“过劳模”大军，已经迅速膨胀，势头惊人。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四大城市的调查，已经有七成白领成为“过劳模”。

  白领中流行的“四个保证”，形象地描绘出了这种没有休息日和休闲时间的工作方式：“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证。中午保证不回家，晚上回家不保证。”传统的“朝九晚五”工作制，竟成了“朝九晚‘无’”。

  国内一家门户网站，曾就白领加班现象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近7,000名被调查者中，64%“经常加班”，27%“偶尔加班”。每次加班时间超过二小时的，多达78%。而加班能获得超时补贴的，仅占17%。

  翰德人力资源公司最新调查显示，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上海目前有42%的员工，每周工作时间超过50小时。而上海社会科学院公布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亦显示，40%的员工对工作表示倦怠。

  调查还表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出现焦虑、失眠、记忆力衰退等症状。他们虽然待遇较为丰厚，却因“加班”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身体严重透支。有些人疾病缠身，但得不到及时医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40岁前以命博钱，40岁后以钱买命。

  究竟与探源

  毫无疑问，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是导致“过劳模”的重要原因。激烈的职场竞争，迫使人们丝毫不敢懈怠，精神高度紧张。很多白领在职业规划时，不切实际地为自己设定了过高的目标，同时，庞大的就业人数，使得他们或被迫或自愿地不断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因为，如果你不愿牺牲休息时间把工作做好，老板就可能另请别人；你不“自愿加班”，一些“自愿加班”的人就会很快超越你；你不忙到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老板可能会让你失去饭碗。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显示，71.7%的人认为，和10年前相比，现在就业更难了。而对于未来10年的就业形势，51%的人认为，会越来越差。

  这样严峻的就业形势，不仅影响着尚未就业的人们，同时也给已经就业的人造成无形的压力，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遭到解雇。

  于是，劳动法明文规定的八小时工作制，对于都市白领来说成了奢望。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加班加点熬通宵、牺牲节假日和双休日，成了常态。最为典型的，当属国内著名的“华为公司”提倡的“床垫文化”。这个公司为每个开发人员配备了一张床垫。午休时，席地而卧；加班晚了不回家，就在床垫上过夜。累了睡，醒了爬起来接着干。“床垫文化”竟成了华为引以自豪的企业精神的象征。

  一位华为员工说，从进入公司第一天起，每个人就必须努力把自己的智力和体力发挥到最大值。在不少部门里，加班是个人绩效考核的一部分。在华为，不懂得“鞠躬尽瘁”，就无法“出人头地”。

  “企业文化就是鼓励加班，因为华为必须尽量缩短工程周期，才能与国际巨头竞争。”这样的企业文化，自然成了孕育“过劳模”的温床。而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可怕“过劳死”

  “过劳模”的一个可怕后果，便是“过劳死”。“过劳死”现象源自日本，指的是因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过高、心理压力过大、长期处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而导致猝死。1994年，日本对“过劳死”开始了法律干预。

  经济的发展，城市节奏的加快，使得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过劳死也呈急剧增加趋势。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迫使许多人不得不在本已疲惫的情况下，仍然做着超负荷的工作，乃至发展为过劳死。有司机倒在方向盘上、企业主倒在健身房里、女主播倒在演播室中。更有一重点高校，在短短几个月中，发生了三名中青年教师猝死的事件。

  据估计，每年“过劳死”的人数，多达60万。与此同时，无数的白领正义无反顾、源源不断地加入“过劳模”大军，以惊人的速度消耗着健康和生命。

  过劳死现象，在中国最多出现在中年知识精英当中，而且有迅速年轻化趋势。据中国体改委专项调查，目前中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上海社科院《社会科学报》，公布了跟踪近10年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结果显示，北京知识分子寿命从10年前的58-59岁，降至53-54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近20岁。

  而在上海地区，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较全市职业人群早逝世3.26岁，其中15.6%发生在35-54岁的早逝年龄段。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大约超过老年知识分子的两倍。

  2006年春节前短短4天内，清华大学相继有两位年龄不到45岁的教师溘然辞世。接着就是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猝死时年仅32岁。

  2006年5月，25岁的华为员工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而死，引起了关于企业文化和生命价值的广泛讨论。在4月底住进医院以前，胡新宇一直从事一个封闭研发的工作，经常在公司加班加点，打地铺过夜。“床垫文化”曾经为华为创造了辉煌，但是，人们认为，无论面对怎样的竞争压力，任何企业文化都不应失去对生命的尊重，更不能戕害生命。

  2007年4月18日，年仅34岁的原晓娟死在了病床上。她生前曾任《时尚》杂志社《美食与美酒》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她的丈夫项立刚说：“我太太患上癌症和她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原晓娟生前将自己的病床日记，发表在博客上，她把自己得病的原因总结为三点：第一，超常的工作强度和严重不足的睡眠；第二，饮食不规律；第三，压力和紧张。

  生命的漠视

  “过劳模”与“过劳死”，凸显的是中国人整体对生命的漠视，和对金钱的贪恋。从“我以青春赌明天”，到“我以生命赌明天”，其动力无非钱和利。可是钱是永远也挣不完的，生命却是有限的。如果为了钱而丧失了生命，到手的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法国诗人吕凯特说过：“生命不可能有两次，但许多人连一次也未善度。”这实在可悲。由此我想起一个故事。

  有一位农夫，早出晚归，辛勤耕耘着土地，常常忙得连午饭也顾不上吃，总觉得时间不够。每天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他便感叹一天的时间太短，常常自言自语：我得积蓄五谷，以备不时之需。

  国王听到了，很同情农夫，便对他说：你工作很认真，对父母孝顺，对子女有爱心，对邻居和睦相助，所以我要赏赐你更多的土地，使你富足。今天，以这里为起点，你可以尽力去跑。等你绕一圈子回到原点时，我将把圈内的土地赠送给你。

  农夫听后高兴极了，撒腿便跑。当他跑了半个小时，往后看看，心想：这一圈够大了，这块土地所产的五谷足够供我一生所用了！可是转念一想，机会难得，应该为儿女再跑一段路，让他们也有一份家产才是。

  于是他又跑了一个钟头。他又渴又累、汗流浃背。往后看，离起点已经很远了，应该返回了。可是这时他又想起了他的兄弟姐妹，于是又气喘吁吁地跑了一段。他的胸口开始有点发闷，头也有点晕。于是他又想：唉！我毕竟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了，那我老了以后怎么办呢？也许我应该再咬咬牙多跑一点路，以备养老之需。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农夫体力不支倒地，很快就死去了，终于没有把那个圆圈合上。当然，他连一分土地也没有得到。

  故事的寓意很明显，应该珍惜生命，不应为了钱财而丧失生命。耶稣说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26）

  为什么工作？

  工作原本是神给人的祝福。人可以享受工作的快乐，在工作中得到满足。但是当人犯罪后，神宣布：“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餬口……”（《创世记》3：17-19）从此，工作对人来说不再是一种享受，工作的性质也成了出卖时间换取金钱，也就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取金钱，因为生命长度是以时间衡量的。

  但是，旧约时代的这个诅咒，早已不适用于接受了救恩的基督徒。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基督徒恢复了与神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工作的目的，不是完全为了自己生活、生存、自我实现，而是服事人、服事神。简言之，工作就是运用神所赐的能力，不仅满足自己，更要服事别人、造福社会，并且荣耀神。

  在圣经中，主耶稣多次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25、34）

  这是主耶稣给一切相信他的人的宝贵应许。他知道我们的一切所需，他看顾天空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他会不看顾信靠他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