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龚琳娜写的《自由女人》。书里讲了她跟老锣的生活日常，尤其是老锣教会她夫妻关系高于一切家庭关系这个道理。

作为很小就由母亲陪同去北京学声乐的“妈宝女”，龚琳娜年少时立下的宏愿是带妈妈一起出嫁。与老锣结婚后，她发现老锣与自己不同，也与许多中国男人不一样。他的观念是，当一个人结婚，就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原生家庭。最让龚琳娜震惊的是，每当老锣的母亲给老锣派活，如果这件事需要占用老锣一些时间，他就会对母亲说：“我要跟琳娜商量一下，如果她同意我再帮你做。”

这在龚琳娜看来太不可思议了。在中国，父母是最大的。然而她问自己，当老锣这样说的时候，你感觉到深刻地被爱、被重视吗，答案是肯定的，甚至这句话，比许多甜言蜜语都让她开心。

所以，龚琳娜说，老锣在生活中教会她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当父母与伴侣发生矛盾或者可能发生矛盾，绝不要站在中间，而是站在伴侣的一边。

这当然不是小工程，几乎整整十年，龚琳娜因为老锣，而与亲爱的母亲大人关系紧张。

龚琳娜的母亲像许多中国母亲一样，喜欢挑龚琳娜的毛病，你走路怎么总弯着腰，这件衣服你穿不好看，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干。老锣急了，对岳母说，你为什么总说她不好，我觉得她什么都挺好的。

“我还不能说自己女儿了……”龚琳娜的母亲也急。

母亲曾经一度非常反感龚琳娜听老锣的，觉得他把龚琳娜往沟里带，直到他们用时间证明恩爱夫妻有力量，女儿与母亲的关系才缓和。

这个故事感动到我，因为我们都知道，当爱情进入婚姻，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其实是来自原生家庭，家庭矛盾也是导致情感生变最常见的因素。

婆媳关系不和造成离婚，丈母娘瞧不上女婿导致夫妻反目，这样的故事在我身边比比皆是。基础并不薄弱的爱情，为什么到了婚姻阶段就一地鸡毛，除了时间是个小杀手，复杂的亲情关系更是大杀器。

我有一个朋友，远嫁德国，丈夫是美国人，夫妻恩爱，生了一个儿子。原本准备生老二，女方的父母去德国住了半年，这半年，用我女朋友的话说，简直鸡飞狗跳。

朋友属于乖乖女，从小到大都很优秀，听父母的话，父母觉得理所应当，她自己也没觉得不妥。当父母入驻她的小家庭时，他们都没有意识到，在这个小家庭里，有一个人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所以他们还是像在自己家一样，父母随时指挥女儿，女儿拿圣旨立刻照办，既不征求先生意见，也不询问他的感受，甚至在丈夫与父母意见相左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听父母的。

谁都没把她丈夫的不高兴当回事——你谁啊，我在听我父母的，我在说自己的女儿，我们这样亲密无间几十年了，你管得着？

丈夫回家越来越晚，呆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终于，婚姻出问题了。

我们经常责怪男人不负责任，然而，责任与地位存在对等关系，如果男人觉得自己像一个外人，他的提议、甚至他这个人都无法受到重视，他不是一家之主，而是可有可无、永远被责难，说什么都没人听的人，他的责任感从何而来？

离婚之后，她不断反思自己，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以后再不能那样听我爸妈的了。

“当你妈与媳妇一起掉进河里”，是原生家庭与小家庭关系的一个经典问题，如果场景没有这么极端，你我其实都处于这个难题的漩涡之中。

这个问题，不是谁死的问题，而是当小家庭成立以后，原生家庭能否退居二线的问题。

我另外一个女朋友，与我分隔两地，专门打电话跟我说一件事。

小夫妻与婆婆一起去超市，她看到新上市的车厘子，想吃，婆婆立刻说太贵了，一百多块钱一小盒，放在她手里，可以管一家人三天的伙食……这时候，男人说话了：想吃就买，又不是吃不起。尽管她主动放弃了购买，心里却很暖，特意跟我说，老公站在她这边了。

瞧，我们心里是多么在意那个相爱的人是不是站在自己这一边，而爱情，也往往是因为“不站在一边”而被损毁。

相爱的时候，多少甜言蜜语，海枯石烂，甚至我可以为你死。结婚以后，我不要你为我死，你只需要你别在中间和稀泥，更别站在你父母那边跟我对着干，这小小的要求都做不到，为什么？

因为我们总是一厢情愿地认为，结婚是两个泥人变成一滩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的父母就是你的，你的父母也是我的，而事实上，这是绝不可能的事。我们依然是两个泥人，每个人都是看着自己的父母顺眼，而父母们也做不到像宽容自己的儿女那样宽容子女的另一半。

于是，小家庭至上还是原生家庭至上，就成了一个“你妈跟我掉进水里”的问题，之所以场景设置得很极端，就是因为太多人想骑墙，甚至你死我活都阻止不了骑墙的男人，比如《孔雀东南飞》式的标答：救我妈，跟你一起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