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二十四号开始过年的春节假期是华夏大地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今年四月八号开始的逾越节假期是以色列与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在日历上，这两个节日相距甚远，人们很少会产生彼此相关的联想。但是这次新冠疫情把这两个节日牢牢地连在一起。中国人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春节，世界在疫情高峰期中度过逾越节。

据希伯来圣经记载，耶和华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为奴之地的埃及，但是法老不准。虽然耶和华神九次降灾击打埃及，但法老依然心地刚硬，不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

在行将降第十灾之际，耶和华指示以色列人，每家在门框和门楣涂上羊血，家人守在屋内，以逾越那灭长子的灾祸。后来这一天就成了逾越节，以庆祝以色列人从法老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

除去同作为最重要的节日这一点外，中国的春节居然与犹太人的逾越节有着重大的相似之处。作为春节的过年，其背后也是一个与逾越节非常类似的逾越的故事。中国人的过年起源于躲避那相传吃孩子的“年兽”，犹太人逾越节起源于躲避那灭长子的灾祸。

为避开这样的血灾，中国人用放鞭炮和用红色的楹联贴在门框与门楣上来驱赶年兽，犹太人用红色的羊血抹在门框与门楣上避开夺命者。这两个节日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庆祝的，中国人有全家一起吃团圆饭的习俗，犹太人有逾越节家宴的习俗。

通过逾越节，以色列人知道，仅仅靠他们自己，不能逾越灾祸，不可能获得解放，不可能获得自由。

不是以色列人使自己获得自由，而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获得自由；不是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而是耶和华帮助以色列人打败敌人战胜法老。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犹太人，而且适用于每一个族群。

根据希伯来圣经，世界上的每一个族群家国，都是大洪水之后诺亚一家的后代。华人与中国也不例外。包括个人、族群与家国的命运是由他们与神的关系决定的。

其中的关键是神是否与他们同在。如果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能得到神的启示、救赎、恩典与保佑。一部以色列与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反复复中不断接近上帝的历史。

而一部中华与华夏人的历史就是他们在反复中远离上帝的历史。中华文明至今与神无缘，神始终不与中华文明同在。

对过去一百多年华夏的遭遇，起源于法国与德国的欧陆启蒙思想要负主要的责任。启蒙思想的根本危害在于，它是阻隔中国人与上帝之间一堵高高的观念之墙，它迄今成功地阻止了中国人接近上帝，剥夺了中国人成为上帝选民的机会。

这样中国人就只能无绝期地匍匐于人间的权威之下，得不到启示，得不到救赎，得不到恩典，得不到保佑。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充满了各种思想之间的争议。但是，争议相对最少的就是启蒙思想。中国的知识人把治疗中国的千年沉疴的寄托在欧陆启蒙这个灵丹妙药上。

如果疗效一再不理想，他们不认为是药方有问题，还是以为计量不够。他们会说，中国的思想启蒙还不彻底，启蒙运动的使命在中国还没有完成，还需要“新启蒙”。

然而，何谓“启蒙”？同为启蒙哲学家的康德曾经写下“什么是启蒙？”一文。该文对启蒙做了权威性的概述。他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性无能为力。

他主张，“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能力！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

他进一步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类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指在宗教事务方面，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又是最可耻的一种。这里康德把矛头指向信仰与宗教，具体地说，就是基督教。

启蒙思想最致力的就是，把神拉下神坛。启蒙时代意味着：“神性的时代”结束，“理性的时代”到来；理性应该取代上帝，成为宇宙中的至高者。启蒙思想家们宣布，从来就没有什么造物主、救世主。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人类不是上帝的仆人，而是自己的主人。人类可以为自己立法，人类凭借理性能力可以为自己设定是非善恶、公平与正义的标准。

启蒙思想家们对人类的理性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因此高扬人的理性，主张用“理性的法庭”来重估一切，审判一切。启蒙思想家相信，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理性，“全靠我们自己”，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人间可以变成天堂，英特纳雄纳尔一定会实现。

启蒙思想向世人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和进步的可能，充满了乐观向上的情绪，从而具有极大的鼓舞力。他们的口号是“让思想冲破牢笼”，他们的目标是，即使一无所有，“也要做天下的主人！”

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导向的是对统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这样的崇拜与信任常常以期盼开明专制开始，以铁血独裁落幕。

听听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对腓特烈大帝的肉麻吹捧：“一个支持宗教启蒙的国家元首其思想气度要比这更进一步，因为他意识到，允许他的臣民公开地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并向世界公开展示他们关于更好立法的思想并不会威胁到他的法统。

在我们面前矗立着一个光辉的典范，我们尊敬的这位君主腓特烈大帝，没有任何一个君主可以超越他了。”这里康德也把推倒十字架的重任寄托在这位大帝身上。

启蒙思想虽然崇拜理性，他们在政治上诉诸的却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激进主义是启蒙思想的政治表达。一些启蒙思想家思想偏激、情绪狂热、手段激烈、崇尚暴力和流血、蔑弃个人自由和生命、易从激进革命走向拥戴独裁。

启蒙思想先用想象的罪恶吓倒人，“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再用乌托邦的理想改造人，以专政的手段强制人，发誓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他们笃信，一旦将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将）照遍全球！”

启蒙思想中有许多抽象的概念，晦涩的术语，复杂的表述，常常令人费解。但是，启蒙思想有个通俗版，中国人个个耳熟能详。这就是著名的《国际歌》。

其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可以从某个启蒙思想家那里找到源头与出处。《国际歌》里面的诉求与场景，是欧陆启蒙思想精华的最激动人心的再现。

然而，欧陆启蒙思想与运动究竟带来了什么？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

此后的法国一直在共和与帝制的漩涡中挣扎，在一系列的大小战争中连尝败绩，两次被德国占领，直至1958年第五共和才走上正轨。

纵观起来，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与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

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都是欧陆启蒙之子之间的战争。欧陆启蒙思想更是一切左派思想的滥觞，极权主义的源头。可见，启蒙之路是一条歧路！

《新青年》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子。启蒙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启蒙思想中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从“五四”以来，中国的每一位“进步”知识分子都致力于推进启蒙，甚至不断地呼唤“新启蒙”。

国共两党知识分子的主体所接受的社会思潮大体都是欧陆启蒙思想。启蒙思想的理性主义精神与平等与人民民主的理想进入中国后被《新青年》高度概括性地浓缩为“德先生”与“赛先生”。

“民主科学振兴中华”成了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德先生”与“赛先生”是启蒙思想及其在中国的招牌口号。

心血没有白费，经过一代代的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象征着民主的德先生化身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象征科学的赛先生化身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有人可能会说，在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但是启蒙运动针对的是象征儒家礼教的“孔家店”。而在欧洲，启蒙思想家们一直视中国的儒家思想为至宝。连中国的皇权专制的政体都成了他们眼中和笔下的“理想国”。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在启蒙思想家眼里的分量，就相当于西方政体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分量。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启蒙时代思想家，一直企图突破神权理论的束缚，他们找到了孔子的学说。

还有人说，启蒙运动给中国人带来了理性的觉醒，鼓舞了人们对自己理性能力的信心。其实，宋明的理学早就把圣贤情怀深深地植入人心，其对个人（特别是圣贤）的理性能力的崇尚与夸张，丝毫不在启蒙思想之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的四绝句便是其中的典型。

王阳明更进一步把理学变成心学，他的一句“心外无物”，迷倒历代知识精英与政商精英无数。这种理性的自负与狂妄，虽欧陆启蒙思想家，也难以望其项背。

在本文中，启蒙特指欧陆启蒙。说到启蒙，不能不提到另一种启蒙。在影响中国的欧陆启蒙之外，还有一种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却深深地影响了英国和美国的启蒙，这就是苏格兰启蒙。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基于基督教的启蒙运动。

在苏格兰启蒙中，信仰与启蒙是合一的。苏格兰启蒙没有消灭信仰，反而用宪  政秩序巩固了信仰。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

如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基》中指出的，在美国，“启示，是所有地方私人与公共秩序的根基。”（第45页）他在书中进一步指出了英美与欧陆的差异：美国革命和美国宪法靠圣经的教导（启示），法国革命靠的是启蒙思想、个人的理性。他强调，传达给美国建国者们启示的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而非国王。

在欧陆启蒙的意义上，中国不仅完成了启蒙，而且超额完成。在中国，人们指望启蒙的明灯照亮千年的黑暗，但启蒙不是明灯，连残灯也不是，欧陆启蒙正是黑暗本身。

百年启蒙换来的是百年蒙昧。当初的根本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棘手。到头来，启蒙不仅不是中国问题的答案，反而是中国的问题本身。如果启蒙的路走不动，中国往何处去？

逾越节的道理告诉我们：若不信靠耶和华，以色列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能力，来把自己从为奴之地中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证明，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类无法挣脱颈上的重轭、身上的捆绑，因而无法获得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的自由。

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以色列人是这样走的，英国和美国是这样走的，中国将来也是要这样走的。

启示之路并不是空幻的、玄秘的。这条道路有其明确的内涵：造物主只有一位，就是耶和华神，神挑选子民，脱离法老秩序，结下圣约，践行律法，进入神定秩序，就像以色列人所走的路那样：信靠神，出法老，过红海，做子民，签圣约，守律法，永信神。

神并没有对每个国家每个国民提出不同的要求，而是相同的启示。上帝给以色列人规定的启示之路，也是给每个国家规定的启示之路。这条路，经过反反复复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国美国走通了。只要坚信这条启示之路，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各国也走的通。

因为，耶和华是宇宙与万邦唯一的神，不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列国的神。祂给以色列的启示，也是给列国列邦。

走这一条道路的前提是信靠耶和华神及其启示，而不是信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受到这次严重的疫情袭击之后，美国人深知，战胜疫情不仅需要依托人的理性能力与科学技术，更要依靠上帝。

为了抗击疫情，特朗普总统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并表示：“在我们历史上最紧急的那些时刻，美国人总是会通过祈祷来度过那些充满艰辛和不确定的时期。”

“请你与我一起为所有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人们祈祷，并祈祷上帝的治疗之手放在我们国家的民众身上。”

在中国，疫情中广受欢迎的方方日记系列，居然这样结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段话出自新约中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这是中国作家笔下难得流露出来的信仰与启示的思意。这段话与特朗普总统的话，表达了相同的信念：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但是，只有天上的那位至高者，才是我们最终的信靠。这次疫情给中国人传来的最重要的讯息是，走启示之路！这意味着救赎的答案不在人的理性里，而在神及其恩典里。

不懂得，不抓住这一讯息，疫情中一切宝贵的生命，一切卓绝的努力，一切昂贵的代价，都白白付出了。

对中国，二十世纪已经是启蒙的世纪，二十一世纪应该是启示的世纪。启蒙端赖理性，启示信靠上帝。启蒙用理性主义的眼光看中国。启示用信仰上帝的眼光看中国。

从启蒙到启示，中国人必须经历的一个“存在的飞跃”（Leapin Being），否则将继续挣扎在捆绑的、负轭的存在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