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加拿大军事杂志》（Canadian Army Journal）的报告：“自公元前3600年至今，世界只有292年是太平年，有5291年落在战争里，平均在20年中只有1年是太平年，而有19年处于战乱。5000多年内，世界的大小战争超过14530多场，死者超过36.4亿人。”

有一位教授统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此起彼伏的局部战争，让世界几乎无安宁之日，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无任何战争的日子，仅仅26天。

一个“供给侧”的解释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当人和资源之间出现极度紧张的关系时，将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解决，战争被认为是争夺生产要素的必然。希特勒“为德意志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说法，就是这一解释的最好注解。

希特勒曾叫嚣：“新帝国必须……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我们要把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

“需求侧”的解释则是，出于刺激需求的动机，战争也可能更加主动地发生。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主张：如果财政部把塞满钞票的瓶子放在已开采过的矿井中，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且听任私有企业根据自由放任的原则把钞票再挖出来，那么失业问题便不会存在。

凯恩斯指出：战争，也具有类似的刺激经济的效果，“战争和开采金矿对人类进步都已经发挥了作用——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的话”。笔者曾撰《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永无休止、不择手段地追求经济增长，甚至激活“战争需求模式”。

因此，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也是经济的继续。战争将通过国防工业带来战争经济景气。美国走出1930年代大萧条，最终还是靠了二战的军需刺激。

一般来说，传统的战争既与经济目的密切相关，本身也是一个经济过程，甚至会改变经济模式。例如，“一战”规模浩大的钢铁搏杀，曾将大国间国力的较量推到一个极致。

而“二战”爆发的元凶希特勒正是发迹于经济危机。德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1935年出版的《总体战》一书，总结了萌芽于“一战”的战争经济理论，强调战争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对国家进行改造；要动员包括精神和经济在内的全民力量参战，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消灭敌方军队和平民。

从历史看，战争不仅将前苏联经济引向高度“计划经济模式”，将德国经济引向“统制经济模式”，也将英美经济引向“战时管制经济模式”。

因此，还需要从更加微观、更加精致的角度解释战争的发生论。例如：战争的爆发可能是因为“囚徒困境”。战争双方本质如同“囚徒”，因为彼此不信任，担心他人对自己发动战争，因此先发动了战争（“先发制人”）。

这可以更完美地解释人类的许多战争，根子上就是人性的不完美：“自私的人性+完美的理性”导致战争作为信任危机的经常发生。而双方都可能两败俱伤，完全没有经济收益可言。

当前，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与冷战1.0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不同）没有双边战略武器控制协议，也没有管控冲突升级的“交通法规”。

这实在太危险了！故当务之急应该是进行双边核军控谈判（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提议的与俄罗斯进行三方谈判），重点是中程弹道导弹，要加强现有的、同时建立新的两军和国家安全机构间的沟通机制，建立非常精确的程序，以便在发生意外军事冲突时控制事态的升级。

在亚太地区，对常规部队的部署设限也许可望而不可及（尽管在冷战期间达成过《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但理想的情况，是应该探寻一个《赫尔辛基协定》式的全面关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