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尚未来临的时候，他在好几次议会演讲中已经有非常真切的预感。尽管他对于革命的真实缘由——“不久，将是有权者和无权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大战场将是所有权，而各种主要的政治问题将围绕以多大的深刻程度改变财产所有权展开争论”——的认识入木三分，深刻无比，但他显然对于因为这个理由而出现一场革命感到非常遗憾。

他认为，有些不负责任的理论家想方设法叫穷人相信，人的贫困不是天意使然，而是法律造成的结果，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依照穷人自己的意志重新制定法律，才能消除贫穷。这是革命的直接动力。

有不少批评者因此而批评托克维尔，认为他不公正地对待了那些穷苦的阶级成员。这些批评者固然有其并非完全不成立的理由，但是我们注意到，托克维尔区分开了两个概念：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

在他看来，自由、人的尊严、人的德行、个人的自我完成，这些评价标准是人类存在的最高标准。阶级斗争是人从对于财富的欲望以及对于自己可怜的现状的痛恨中升起来的野蛮的烈火，而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完成确保人自由的神圣任务。

时间并没有使我们更聪明。革命固然有其深刻的原因，但这也促成了一些使人惊奇而恐惧的即兴发挥。国王的逃遁，议会里的吵吵嚷嚷、议而不决、各据山头、党同伐异，革命者的义愤填膺、不能自制，只有充满仇恨的激情，而毫无有活力的激情，诸如此类。

一切那么生动活泼，又是那么依稀相识。这一切都是法国人惯会表演的“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所产生的后果，政府和革命者双方都像文人那般对政治进行判断，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政治家。

托克维尔的矛头不仅指向别人，他也常常调转矛头指向自己，对自己做了大量深刻而尖锐的反思。当然，托克维尔也并不全是失望、震愕。在很多人身上，包括博蒙夫人、奥尔良公爵夫人、拉莫西里埃将军、乔治·桑、士兵以及从全法国赶来支援巴黎的人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革命活力与人性的善良。

托克维尔的反思不仅针对其他人或者他自己，事实上，他已经在反思法国人的民族精神，而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常常最赫然醒目而又巨细无遗地表现在革命这样的事件中。

托克维尔反复申说：“我并不想写1848年革命的历史，只是努力追述我在这一革命当中的行动与想法，以及我对这一革命的印象。”

个人处境和视域的有限性使他的视野很狭窄，妨碍他公正地评价这一事件，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托克维尔能够在某些方面深入思考下去，而且是在某些最为重要的方面。

韦伯较早地反思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政治家的个人德行问题。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无一不把这个问题当作政治学的主要问题、甚至当作核心问题来讨论。事实上，托克维尔的回忆录已夺韦伯之先声，以大量的篇幅和随意点染的方式指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政治家的德行不是指制造理论的能力，蛊惑、鼓舞民众的能力，结党营私、争权夺利的能力，甚至也不是息事宁人的能力，而是对人性的洞悉，对自由的爱好，对人的尊严的崇敬，对于真正的政治目标与政治责任的把握。政治家的德性不仅仅在革命期间展现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培育一种公民精神，使政治的激情不至于为其他激情所取代。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篇说：“在这次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我的历史著作，相信这次战争是一个伟大的战争，比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有叙述的价值。”

也许1848年革命远不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有价值，所以托克维尔等到革命全部结束之后才动手写作以反思其全部过程。但是，托克维尔的反思所得出的很多结论或者开启出来的思考方向并不比修昔底德稍逊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