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大的遗憾不是无知，而是以无知为荣

文章来源|李强好书伴读

作者|雷颐

导语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正文 TEXT

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诉说真相，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在对西方的学习中，近代国人始终未能找到真正的问题，所谓南辕北辙，方向错了，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夷夏之防

鸦片战争时，林则徐来到广东布防，但是他完全不了解英国人，对敌情一无所知。当时谣传洋人膝盖不能打弯儿，这谣言也不知是谁先传的，反正大家都信，于是林则徐也信。

早些年见外国使臣见乾隆皇帝时不肯下跪，中国人认为他不是不愿下跪，而是洋人生下来膝盖就不能打弯儿，跪不下去。

林则徐的奏折上是这样认为的，他到前线看了看，发现英国人膝盖还是能打弯，所以他就在奏折中写，英国军人的装束太紧密了，从脚脖子到大腿都被绷带打得很紧，所以膝盖不容易弯曲。

有人向他建议准备几千根长竹竿，双方交战的时候拿长竹竿一捅，英国人掌握不好平衡就会摔倒，而且膝盖不能打弯，一捅就站不起来了，我们就肯定赢。林则徐最初也是这个看法。

我再讲一个人。打了几次败仗后，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中英两国的深层次差距，他们觉得是指挥员不行，就派了湖南提督杨芳去打仗。杨芳到了广州后还没正式接防，第二天英国军舰就来了，他自己去观战。

观战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英国军舰在水里颠簸，炮也随之颠簸，但都打得很准，威力还很大，他觉得这用的是邪术，我们要破邪术。他的方法是在广州征集马桶，因为最脏的东西能破邪术，他还征集了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里歧视妇女，他就征集妇女卫生用品，也就是月经带。

等下一次英国军来了，他就把这些马桶、月经带扎在竹排子上面放出去。他觉得把邪术一破，英军就败了。

当然这根本没用。杨芳的想法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看法，中国人都是这么想的。

再说林则徐，他经过这个战斗觉得，国外是一个我们完全不了解的领域，于是林则徐就违反了规定，悄悄地让一些广东的知识分子搜集了英国的各种资料、地理书、报纸，编了一些书叫做《四洲志》，他知道这是犯忌的就没敢公开，但后来还是传出去了。

当有人质疑他为何要搜集这些资料时，林则徐说为了“悉夷”，知己知彼。很多人就攻击他说：你是长敌人威风，我们的华夏文化是最好的，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治国之道、伦理纲常，我们就能把英国打败。于是林则徐被流放，主张“了解外国”、“长敌人威风”，是林则徐的罪名之一。

在前往新疆途中，林则徐在镇江碰到好友魏源，就把鸦片战争的情况对好友说了，他觉得中国要好好了解世界，于是把《四洲志》交给了魏源，希望魏源帮他完成心愿。魏源花几年时间搜集资料编出《海国图志》。

这本书是当时介绍外国情况最全面的一本书，每个国家的历史、经济、军事，尤其介绍这些国家的武器，轮船、军舰。按照林则徐的观念，这种做法叫做“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说，他们还是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好，包括传统与制度什么都好，就是在武器这一点不如人意，所以我们要学习国外的武器。

除了“长敌人威风”的罪名外，林则徐还有一个罪名叫“溃夷夏之防”，就是说中国人长期认为华夏和蛮夷之间有一道文化防线，而林则徐则溃败了这道文化防线，换作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破坏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安全。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个罪名。

所以在当时普遍的中国人不接受《海国图志》这本书。但这本书很快传到了日本，日本人反而在短短两年内翻刻了二十一版，而且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日本通过这本书了解到世界需要什么，觉得他们自己也应该维新，应该图强。

我们知道，日本恰恰是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军的道路，反过头来一次又一次地侵略中国。林则徐启蒙中国人的书，中国人不接受，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日本反而因此强大，反过来又侵略中国。这个历史的悲剧，我觉得是很值得吸取的。

我们再想，究竟是杨芳那种（坚持中国传统，哪怕战败也绝不能向狄夷学习）不能向西方学习是真正的爱国；还是像林则徐那样（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的心态是真正的爱国？为什么他们都把盲目排外算是真正的爱国呢？

满汉之争

晚清总共70年，就连要不要向外国人学习使用枪炮，都耽误了20年。这个王朝太没有见识了，传统的包袱太深，觉得我是天朝上国，只能你学我，不能我学你！

为什么耽误20年之后可以学了呢？这是曾国藩等汉族官僚崛起了。他们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洋枪洋炮的厉害，所以就提出来要造洋枪洋炮。这时候他们想起来当年的那本《海国图志》，于是把雪藏了20年的《海国图志》重新拿出来大量翻刻，希望官员和读书人都读这本书。

曾国藩等人要造洋枪洋炮，要用枪炮来打侵略者或镇压农民起义。这对清王朝是一件好事，但他们遇到来自朝廷内部的阻力极大。为什么会有这个阻力？

我们知道清朝是满族入关统治了汉族。满族人比汉族人要少很多，所以清政府一直警惕汉族，不让汉族人有地方大臣、有总督巡抚，军权都在满族人手中。但是太平天国的运动证明了清朝的国家军队不堪一击，镇压不下去，只好让曾国藩自己的湘军去镇压，曾国藩也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军权。

左宗棠的楚军，李鸿章的淮军都取得了相当大的军权。太平天国一个重要的、客观的后果：使清朝政府入关两百年来，汉族人第一次有了相当的权力。

洋务派要造枪炮，遇到朝廷内部的阻力有多大，我举个例子。打仗要传递信息，当时还靠马来送情报。1868年的时候，外国已经有电报。李鸿章向朝廷申请要发电报，朝廷坚决反对！这是狄夷的东西，跟当年说林则徐一样，狄夷可以用，我们不能用！所以就是不让修电报。

李鸿章提了好多次，每一次都被驳回。朝廷找了一个借口：中国讲祖宗崇拜，我们世世代代祖坟都埋在地下，而电线当时是埋在地下的，埋在地下会有电流通过，电流通过就惊动祖坟，就会使祖宗不安，祖宗不安就是不忠不孝。所以朝廷拒绝用电报。

李鸿章后来当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到1879年，他自己没有经过朝廷同意，悄悄在天津的北洋总督衙门和天津炮台架了一些电线，通过这个电话可以指挥多少个炮台，觉得太神奇了，同时这边说话那边能听得见，这对打仗来说作用大了。

李鸿章

他觉得很好，让其他官员来试，那些官员一试觉得确实好，最后朝廷也觉得这个好，所以1880年同意可以发电报了。从李鸿章1868年开始不断地提要求，到1880年才同意，加个电报又不是搞政治体制改革，并且带来的好处是最显而易见的。

一个正常的政府都知道，我跟别人打仗，不断有农民起义，不断有别人侵略我，我要指挥，传达命令，了解前方的信息，但清政府居然要经过12年的时间的思考，最后才决定建电报。

天朝上国的虚骄自大

清政府有心理障碍，觉得狄夷的东西我们不能用，为了克服这个心理障碍都用了12年，你可以想见其它事阻力会有多大。更大的困难来源于修铁路。李鸿章也是从1872年第一次正式提出来，跟恭亲王说要修铁路，他觉得修了铁路对运兵很有好处。

恭亲王也觉得应该修，但是阻力太大了，不敢提出来。后来李鸿章一提，那也是一片反对之声：谴责说他是汉奸；说修铁路逢山要炸山、遇河要架桥，会惊动地神、山神、河神，这些神灵是保佑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的。得罪了怎么办？

李鸿章每次的奏折都说修铁路会带来利益，哪儿修铁路，哪儿就发达。这也让卫道士们抓住了把柄，说正好证明了铁路修到哪里，哪里人心就变坏。因为圣贤书上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铁路经过的地方，纯朴的民风会变坏。还有人说，修了铁路之后，陌生男女在闷罐子几天几夜，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但李鸿章因为有修电报的经验了，就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建了北洋水师，北洋水师需要煤，朝廷同意他挖煤。李鸿章后来也没打报告，他挖了煤之后在唐山修了一段9.8公里长的铁路。

他觉得，用这段铁路来拉煤，让大家适应一下感受到它的好处。李鸿章知道，欲速则不达，在上报给朝廷的时候得用一些中国人最熟悉的词来报告一个新事物，奏折里就说修了新马路。因为，确实没有规定这东西必须叫做铁路，朝廷也没介意。

李鸿章很聪明，他知道不能一步到位，所以没用蒸汽机拉煤，而用几匹骡子拉一个装煤的车厢，在铁轨上拉完9.8公里再卸下来。他是想有个适应过程，但负责修唐山煤矿和小铁路的英国工程师觉得太荒诞，你修了铁轨，用骡子拉着车皮。这定是中国政府没有钱，买不起蒸汽机车。

正好唐山煤矿有个没用的锅炉，英国工程师没有报告李鸿章，自己就改装成一个蒸汽机车弄到铁轨上，拉了长长的车皮，还装满了煤，这是1880年的事。但蒸汽机一响，把大多数人吓得魂飞魄散，觉得这是妖魔鬼怪，马上就报告给了朝廷。

这下朝廷知道，原来你李鸿章是修了一条铁路用来运煤，就让李鸿章把铁路拆了。李鸿章也很狡猾，做事总是打马虎眼，他知道政府最忌讳的就是蒸汽机车，就把蒸汽机车撤掉，又恢复到用骡子拉车皮。

到1883年，中法战争比较紧张的时候，李鸿章说，北洋水师需要煤，还得用蒸汽机车拉，朝廷准了这9.8公里的蒸汽机车，蒸汽机车才又重新调到铁轨上。

李鸿章做事有个特点，等机会。知道没有一个人全力地支持他，所以他一直在等机会，等到什么时候？大家知道，1884年中法海战中，整个福建水师被打沉，暴露出了清政府很严重的问题：中国没有现代化的军舰。都是沿江沿海一些地方官，买一些帆船，让几个熟悉水性的士兵在帆船上，主要防海盗河盗，当时水师就是这样一个水平。

但鸦片战争以来，列强都是在海上使用军舰侵略，曾、左、李和沿海的督抚都用自己地方的钱从英国、法国或者是德国买来现代化的军舰，组建了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与福建水师。

左宗棠、李鸿章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有现代化的舰队，还需要一个海军司令部来统一指挥，这几个水师不能用美国的标准，得用法国的标准。所以左宗棠首先打报告说，朝廷应该成立海军衙门（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部），李鸿章也提出：几支舰队建成了，应该统一管理。

但清王朝拒绝了，为什么拒绝？统治者认为，我用狄夷的军舰都已经是等而下之，不得不这么做，很丢人，你还要让我在政府机构中，我们传统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再学夷狄，建立一个我们传统没有的政府机构，坚决不同意。

这个事情也反映出清王朝的短视，这不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裁撤某个机构，侵犯了官员的利益，而是新成立一个机构，给别人有当官的机会。

所以在1884年马尾海战，一个福建水师被打沉就暴露出，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和北洋水师没法增援这些问题来。借此左宗棠、李鸿章抓紧这个机会跟朝廷打奏折，说一定要建海军衙门。朝廷到这时候才知道建海军衙门的重要性，才同意了。

这个事情也说明了清王朝的变革总是非常被动的。像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是多么忠于朝廷的大臣，他们拿地方自己的钱建立舰队，说应该由中央来指挥，中央居然拒绝，我不要，我不指挥，觉得面子上过不去。非要一个舰队被打沉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知道要建立一个海军衙门。

海军大臣相当于现在的海军司令，慈禧当然用了她最信任的醇亲王奕譞来当海军大臣。他一上任后，李鸿章就对他说，我的北洋水师很强大，请你到天津来视察北洋水师。

醇亲王奕譞

奕譞一视察北洋水师，他没想到现代化的军舰这么厉害，大炮打得又很准，海浪那么大，他觉得站在军舰上非常威风。李鸿章就借这个机会说，为什么军舰能在海上跑那么快，就因为他要靠锅炉的动力来推进。

但是我们这一次检阅用的煤靠骡车，得多少骡车拉多少个月，这一次就用完了。你要打起仗来，还用骡车拉煤吗？跟不上的话，这些军舰在港口就等着挨打。

奕譞曾经也是反对修铁路的，这时候他才明白修铁路运煤的重要，李鸿章就跟他建议：用海军的名义给朝廷打报告，中国应该大规模修铁路。奕譞说，我提了，反对的力量会很大，现在不是时候，但我支持你，先把到唐山的铁路抓紧时间修好。

有他的支持，李鸿章也不用打报告，大张旗鼓就这么修起来了，把这一段铁路修到了天津，北洋水师的码头。1888年醇亲王奕譞觉得时机成熟了，他用海军司令部的名义给朝廷打了报告，说军队有个军舰，有了码头，需要修铁路运煤到码头。

这个奏折到了朝廷上，慈禧让各位大臣讨论，应不应该修铁路。因为奕譞权力很大，此时反对的和赞成的意见就半对半了。

地方大臣张之洞出来表态，应该修铁路。在诸多大臣的赞成下，慈禧在1889年下令全国修铁路。从李鸿章1872年提出来到慈禧1889年同意，中间经过了17年，修个铁路又不是一个什么侵害官员利益的事，是带来好处的事，都要经过17年，你说他还能做出什么体制的改革。

清王朝始终坚持自己天朝上国的面子，实际上最后是害了自己。

晚清以来的夷夏之防等问题，只是1840年之后，特殊的、边缘的中国面对普遍的、借助武力扩散的西方秩序所必然产生的尴尬：一方面不得不学习器物层面的力量，一方面又拒绝器物背后的那些“普遍价值”，如法治、宪制等。

这种尴尬最终还是变成了持续至今的误解：我们从不认真考虑国家的性质与结构、权力的来源与归属、人与人之间如何缔结契约等重大的现实问题。

迄今为止，从文化、政治、军事、外交角度，叙述近代以来“特殊”的中国与“普遍的”世界碰撞这个主题的历史学，早已流行甚久。但面对这样恢弘的题材，能从独特角度看见真问题的却很少。

宪法学家王人博教授，发现了一条新路：从宪法角度看历史变迁，从历史角度看宪法演化，形成了融法与史于一体的视角，以此为基础观察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时面对的真问题。

在“历史热”流行的今天，有些书追求“历史阴谋”，有些书追求“历史有图有真相”。但总有书固执地叩问“历史的真问题”，并以真问题重新串联大事件、大人物和重要的观念。王人博老师无疑属于后者。

|箴言书9：10|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END·

整理人：恩典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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