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俄罗斯问题学者李凤艳老师，若不是她发来的一组照片和资料，我还不知道在莫斯科有这样一座“悲伤之墙”。

所谓“悲伤之墙”，是指2017年在莫斯科筑成的一面记念大清洗受害者纪念墙。当年10月30日，俄罗斯选择十月革命100周年的时候，为这面墙举行落成仪式。

这面墙雕塑的是前苏联政治清洗受害者群像。墙长35米，高6米，由铜和石头构筑了许多痛苦、忧伤、挣扎、扭曲的人体形象。这些人像虽然有些抽象，看上去模糊不清，但却具有巨大的冲击性，仿佛无法计算的受害者群体，正在向着未来发出血泪控诉。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悲伤之墙”发表演讲说：

对我们所有人，对于未来的时代来说，了解并记住我们历史上这一悲惨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各个阶层的民众--工人、农民、工程师、军官、宗教界人士和国家公职人员、学者、文化界人士都遭遇了残酷的迫害。大清洗不吝啬人才，不吝啬为祖国作出贡献的人，不吝啬对祖国无限忠诚的人，每个人都可能以杜撰的、荒唐的罪名被指控。几百万人被控为“人民的敌人”，被枪毙或遭受精神折磨，饱受监狱、集中营和流放之苦。这段可怕的过去不能从民族的记忆中抹去，尤其是不能以任何方式、以任何最高的所谓人民的利益为名而正当化。

这种政治清洗不仅使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和践踏，而且也使俄罗斯上千年宗教传统所形成的道德根基遭到摧残。大规模迫害催生出形形色色的告密者。在政治高压面前，人们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卑躬屈膝。

索尔仁尼琴有一篇小说《青年人》，反应了人们为了自保而出卖他人的情形。

巴甫洛维奇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在政治清洗中，他身边的人或者悄然失踪，或者被公开枪毙，而他自己也在一天深夜遭到逮捕。

幸运的是，审讯巴甫洛维奇的是他几年前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是工农学员，因为成绩太差无法过关，在苦苦哀求下，巴甫洛维奇勉强给了他“及格”的成绩。

为了报答当年的“恩情”，这个调查员并没有对他严刑拷打，但却告诉他，来到这里的人要么后脑勺吃子弹，要么蹲监狱，没有一个能清白地走出去。

调查员给老师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举报同事或者朋友的“犯罪信息”，这样可以给他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巴甫洛维奇痛苦地抱着头，这是违背自己良知的事。但调查员不耐烦地对他说：“那么---就去集中营？请您记住，那样的话，您的女儿就要像阶级异类一样在大学里被赶走，您的财产和住宅也要被没收。”

两下权衡之下，巴甫洛维奇最终出卖了自己的操守。

格罗斯曼是另一位经历政治清洗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一切都在流动》中，刻画了这样一个告密者的形象：

他被公认为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家伙，能说会道。而那些还剩一口气挣扎着从劳改营回来的人都说，他是一个秘密侦查员。他促成了很多人的死。这些年来，他一直与自己的朋友们进行着推心置腹的秘密交谈，而后又整理成书面揭发材料，送交上级领导。他在言谈时机动灵活，会在不知不觉中将交谈者引向危险的话题。有两个被他诬陷的人没有从劳改营回来，一个被战死委员会处以枪决。而那些侥幸保全了性命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携带着伤残。

可是，这个出卖他人的人却过着惬意的生活。他的工作十分体面，而且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美食家。

放弃了道德底线的人，就会成为政治和社会的宠儿。这是专制社会的独特现象。

俄罗斯牧首基里尔在回顾前苏联悲剧时，发出强烈质问并指出问题根源：

回顾这些悲剧，我们不由得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样的灾难怎么可能发生？为什么同一个国家的居民、邻舍和同事彼此出卖和陷害？以自由和公正的方式建设世界的宏伟目标，怎么就导致了残酷流血和无法无天？

那时的人们梦想着没有剥削、没有贫穷、没有战争的世界，梦想着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能医治所有疾病的世界。但对很多人来说，美好的梦想变成了噩梦。错在哪里？难道不是在于人们在追求建设人道、公正的社会时却偏离了人类生活的心灵秩序并将道德置于意识形态的从属地位吗？这就为不公正提供了正当理由，也导致了建设“光明未来”的残酷性。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认识到，如果在追求光明未来的时候，破坏人类生活的道德和精神基础，并将它们重新置于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那就不会有任何光明的未来。

索尔仁尼琴说：“如果不相信神，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人类的道德来自对生命主宰的敬畏。如果失去敬畏之心，道德便会遭到赤裸裸的践踏，或者成为罪恶的遮羞布。

在“悲伤之墙”的背面，用各种语言刻下“记住”的字样。在其中我找到最熟悉的汉语。为了远大目标而不惜牺牲道德伦理所造成的人类灾难，但愿汉语也能反省并永远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