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和妻子孩子曾在一个城中村里住过几年。我们租住的是一套带院的平房，面积不大，小院里种着椿树、葡萄。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很怀念那个小院子。

在我们住的这条胡同里，有一户人家开了一个家庭旅馆。里面的设施很简单，房费不高，一天也就是10元钱。

我从旅馆门口走过，常常遇见旅馆的顾客。这些乡下人常年住在这里，有推着车子卖咸菜的、有磨剪子戗菜刀的，也有在城里打零工的。他们每天一早顶着霜花出去，晚上又披着星光疲惫地回来。

赶上下雨天，这些人便不得不给自己放个假。伴随着淅淅沥沥的雨丝，从旅馆里常常飘出咿咿呀呀拉二胡的声音，带着几分悲愁。

我对这些人的生活很好奇，但我从来没有走进过这家旅馆。路上遇到他们，也没有打过招呼。很少有人关心这个群体，关心这些人的生活。

这两天在《中国青年报》看到一篇报道，介绍吉林电视台记者戚小光拍摄纪录片《女子宿舍》的故事。所谓女子宿舍，是吉林市一个家庭旅馆的称谓，这个旅馆堪称全中国最便宜的旅社----2元过一夜，挤满了无家可归的底层女人。

戚小光本来想拍一个主旋律题材，没想到撞到这家旅馆。从2005年到2010年，他把镜头对准了栖居在这里的最底层的女人们身上。

旅馆的房间非常简陋，摆着几张高低不平的上下铺，床上的被褥满是补丁，而且又黑又黄，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住在这里的，是一群在城里打零工的妇女。这个旅馆离劳动力广场很近，方便找工作，最重要的是收费低廉，只要花2元钱，就能买到一个躺下睡觉的空间。

这些人白天出去打零工，晚上回来交2元钱睡觉，有人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几年。片子当中提到一个叫张燕秒的妇女，她14年前带着3岁的女儿小芳找到这个住处，而今女儿已经17岁了，仍然住在这里。不过小芳不能再和妈妈挤一张床了，也要单花一份钱。 

                        女子宿舍一角

开这个旅馆的是一个离婚女人，她原本在劳动力广场摆地摊。看到这么多无家可归的女人，就租下这间房子，再租出去当宿舍。

这个老板娘抠门得厉害。房间里8点半就要熄灯，手机充电一次五毛钱，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她还四处捡旧衣服、鞋子，三块五块卖给房客。即使这样，住在这里的人对她还是非常感激，因为她给她们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用房客们自己的话来说，住在这里都是“苦命”的女人。其中有个叫方淑珍的从54岁就开始住在这个宿舍，到纪录片播出时，已经在这里生活了8年。

方淑珍年轻时很漂亮，不到20岁时，就嫁给同村一个比她大很多的男人。那个男人不但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且对她常常打骂。她48岁那年，被赶出家门。

方淑珍在城里四处流浪，打零工为生，幸亏找到这家女子宿舍，有了一个栖身之地。她起初跟着建筑队一起干活，但后来人家嫌她年纪大了，不再用她。她又到医院当护工，有时到托老所照顾老人，尽管她自己也是一个62岁的老人了。

找不到工作的日子，方淑珍每天只花2元钱吃饭。她没有医保，没有积蓄，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出路：“等老到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就喝点农药，痛快点死，也不给别人添麻烦。”

有这个想法的并非方淑珍自己，一个叫宋淑文的老人也是这样的想法。她的左眼疼得厉害，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她不敢告诉别人眼睛的事，怕消息传开以后，自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宋淑文常常琢磨，要买很多安眠药，跟老板娘告别后，到外面找个角落“永远地睡去”。有一次她在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一个路过的小伙子递给她两个包子。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我想，宋淑文之所以产生要“好好活下去”这个信念，不单单是因为两个包子，而是因为藉着这两个包子所传递的爱。这个世界无论多么糟糕，但只要有爱，就值得人好好地活着。

但是对于这个社会而言，爱似乎成了越来越稀薄的空气。有谁能注意到在2元旅馆艰难求生的女人，有谁能关心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人们？

如果说递过去两个包子，能给一个一心寻死的老人带来活下去的信念，那么，如果把耶稣舍己的爱带给这些遭受重重苦难的人们，会给他（她）们带来怎样的盼望？

给饥饿的人以食物，给口渴的人以清水，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疾病的人以照顾.....这不是耶稣给基督徒的使命吗？

就像在旷野中为火蛇咬伤的以色列人看到杆子上的铜蛇就得救一样，这些受伤的人看到十字架上的基督，就能得到医治和盼望。

当我们为某些神学和社会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愿主给我们柔软的心，让我们能看见并服侍那些为苦难压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