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英雄”沈祖尧：我的绝望和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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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沈祖尧

播音 |豫东

我当然不希望SARS重临，更不希望有其他疫症爆发。可惜直到现在我们仍未能研究出治疗SARS的有效药物。在最无助和绝望之际，我跟梁志邦医生说：“今天让我们召集所有基督徒医生，11时在我的办公室内祈祷吧。”对我来说，医护人员只是上天的一双手。

（作者简介：沈祖尧，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曾做医生多年，于2003年期间因带领医护人员奋力对抗SARS而被《时代周刊》赞誉为当年“亚洲英雄”，任校长期间一直高居“香港最佳大学校长排名“榜首。）

当年的瘟疫,令人提心吊胆的病毒,早已消声匿迹了。但新的流感,致命的依波拉仍在门外。

当年的挣扎,令人动容的医护人员,恐怕早遗忘了。他们仍垂着头,默默地在医院里支撑着。当年的痛苦,在死亡边缘的SARS（非典）病人,大多数康复了。但对生命的反思,对价值观的醒觉,还有多少留到今天?

当医生在绝望中祈祷

回想当日，在医院管理层每天两次的会议中和每天早上的部门会议里,我向各人报告每位患病同事的最新病情:有多少人发烧、有多少名新增病人、又有哪个病情严重了……每天都是坏消息,大家的心情都十分沉重。

有一天,当我说到同事邓医生染病入院,更要插喉时,我哽咽起来,再说不下去……我独自默默走出会议室,向着走廊外的天井,眼泪流了下来。

“一个都不可失”,成为我每天工作的目标和底线,但对着不知名的疾病,我们却束手无策,仿如热锅上的蚂蚁。

2003年3月17日，星期一，自SARS爆发后已一个星期,没有一个病人情况出现好转。在无助和绝望之际我遂跟梁志邦医生说:“今天,让我们召集所有基督徒医生,11时在我的办公室内祈祷吧。”我想人的办法已用尽了，唯有求救掌管生命的上帝。11时到了,来了十多位同事,平日我并没有“暴露”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因为恐怕这样做会为工作带来不便。岂知,当天到我办公室祈祷的,竟有不少是我也不察觉是基督徒的医生。我们都在危急的时候,从“地下”活动中奋然露面了。

那天的祷告,我们都不知从何说起。等了半天,我终于开口说:“上帝啊,求你不要因我们对此疾病的无知,而丧失了我们的同事和病人的宝贵性命。”说到这里,整个房间的人都哭了。有些女同事更哭不成声,连祷告的话也说不出来。但奇怪的是,这样不成气候的祈祷会,竟让我的心情轻松起来,心里的重担也轻省了,对不知名的恶疾,似乎有了新的希望,新的力量。

3月18日,经过几番的考虑和辩论,我们终于决定使用最后武器——类固醇注射。注射类固醇后,病情终于有显著的改善。大部分病人的体温开始下降,肺片日渐回复正常,气喘亦逐渐缓和。

我们一班医生和护士,便好像在狂风暴雨过后,开始看见曙光。每天巡房时大家的脸上都渐露笑容,没有了过去两星期的愁眉紧锁,我们的祷告好像已蒙应允。

胡医生：不再相信人定胜天

2003年3月20日,疫症爆发后的第十天。我那位港大医学院的同学胡兆云医生来电,他带着非常沉重的语气说:“沈祖尧,我开始发烧,大概已经染上了SARS。”我们马上安排胡医生入院观察。当他打电话回家通知家人把他停在医院访客停车场的车开走时,我从他的说话和神情,看出那时他是如何的彷徨和无助。

他记下了自己在病房的感受:“虽然这病房布满病毒,但却是一处充满热与光的地方,就像将一撮咖啡粉放进水中,水的温度愈高,咖啡就愈香。在病房中,我嗅到一阵的香气,是从医护人员身上发出的香气,他们很有爱心和舍己精神。有一位护士更走过来问我‘你吃不下早餐吗?让我喂你吧’，我心想,脱下口罩后,我和你是那么近,难道你不怕会被感染吗?你不怕我倒怕,传染你就坏事了。

那几天我在医院常掉下眼泪。当我静心地坐着,用另一种态度去看这一个世界时,我发现这世界并不像是我平日认识的世界。活了四十多年,我做人做事一直都很谨慎,很少闯祸,自信是一个好人,有责任感,生活也惬意,一年两次出游，孩子聪明乖巧,但我仍有很多焦虑,我常说这世界最大的烦恼皆来自我们的大脑,烦恼是自寻的……”

患病时,他的太太和病人也给他极大的鼓励。胡太太向他说:“你把自己交付给上帝吧,他会帮助你。”而在大埔和海外的病人在得知他患病后也为他祷告、祝福,令他感动不已。

就是这样,经过在病房的观察和反思,胡医生的生命有了改变,他不再自信人定胜天,命运在自己掌握之中,反而相信冥冥中自有主宰。在出院前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沈祖尧,我信了耶稣啦!”他那轻松的语调和当天入院时的沉重声真是有天渊之别。

后来,我和梁志邦医生驾车到他转住的疗养院——沙田慈氏护养院探望他。梁医生见了他后,还给他一个拥抱,大家那份喜悦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今天的胡医生,不但是大埔区的名医,更是区内的“父母医生”。看病时,他会跟病人聊天,也会谈到病人的家庭和情绪上的困扰,甚至在诊所内为病人祷告。他自言:“我的天空不再一样。”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虽然我没有染上SARS,但看见身边的病人和同事,看见他们在生命边缘的挣扎,看见他们的流泪和欢笑,我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作为大学的教授、医学院的老师、部门的主管,我以前看重的是每年我们在研究领域内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质素。我们以一个国际公认的“冲激指数”(InnpactFacto)作为评估发表文章的重要性,要是发表的文章内容包含重要的医学发现,并且让世界各地学者和专家都引用我们的文章,那么它的“冲激指数”便会大大提高,作者更能成为世界知名的专家,这也是我们衡量“成功”的一个重要指针。

我们要继续进行研究,就需要筹集资金。因此,写研究建议书、申诉研究资金并与世界顶级大学和医学中心合作,便成为我们另一项重要任务。每年筹集到的资金数量和“冲激指数”一样,成为我们量度自己“成功”的另一项指针。

除了研究以外,医学院也是培训医护人员的地方。大学的政策一向是收取学业成绩最高的年青人入读医学院,以最高的标准评审他们的进度。毕业后这些医生和护士的专业进度亦成为我们的“成功”指针。每年专科医生考试的合格率,毕业医生和护士的就业率,以及他们所获取的荣誉和奖励,都是医学院帽子上的花。

这些成功的目标并没有不妥,亦是世界各著名大学共享的指针,但它们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无数大学教授和年轻科学家醉生梦死的目标。带来的结果是有部分“奋斗向上”的医生和科学家,为了满足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追求梦想,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健康、家人与朋友和人生的价值观。

当五月，医院开始推行视象探病,让家人透过计算机屏幕和自己家人见面，我看见他们用手摸着屏幕,像是亲手与家人病者接触的一样。我又看见在医院的马路旁有不少家人望着病房的窗户向病人挥手,用手语嘱咐大家保重。我也看见成了病人的护士,坐在病床上一边读信,一边痛哭,其中一个护士看着的原来是她丈夫在她生日的那天托人送入病房的慰问。我又看见一个男护士气喘得异常痛苦,看见我走过来,就一手拿着妻子的相片,一手紧握我的手,求我一定要治好他。

一幕又一幕的情景,令人黯然神伤。我便暗暗自问,在生死关头,在生离死别的日子里,我一向认定最重要的事情,还存着价值吗?当我成为举世知名的专家,成为社会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成为一掷千金的富人时,如果我失去了健康,失去了家庭,失去了朋友和失去了自己,又是值得吗?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中的这句话，到现在我才开始领会它的涵意。在我们年轻力壮时,不会想到疾病,不会想到死亡,不会想到痛苦,但灾难却可以毫不留情地在我们毫无准备的日子来到。

经过一百天的SARS煎熬,我的天空不再一样,我和许多病人、同事的生命也不再一样。

卷入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

SARS结束一年后形势发生改变，2004年3月9日，我被立法会专责委员会第二次传召出庭作证。当日探访后向报界解释和支持我们做法的议员,今日竟成为席上来势最凶恶的“判官”。

2004年5月4日,报章刊登了我的一幅大照片，并用大字标题写着“SARS报告将点名责问沈祖尧”,“中文大学内科系主任沈祖尧,将成为四位备受点名批评的人物之一。……消息透露,沈祖尧需要为威尔斯亲王医院8A病房重开,以致可能引发SARS在小区爆发负上责任。”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的日子就像在一道旋转的楼梯上一直往下走,愈走愈低,也不知道何时可以看见尽头。最难受的是,在种种压力下,我实在隐藏不了自己的愁容,更不自觉地把忧愁带回家中。

当家人从报章上知道泄露的消息时,太太、女儿和父母都很担心。但他们不想增加我的烦恼,所以在家里都只字不提报章和新闻的报道。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默默无声的,只是很偶然地、艰难地说出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那种沉默是从未在家中出现过的,但他们内心都知道这只是掩盖着的平静,是暴风雨的前夕。

已有近两星期不能安睡,有时直到半夜两三点也不能入眠,独自坐在漆黑的客厅里,发呆地望着电视机。太太看见,也只有担心的份儿,伴坐我身旁。有时睡到早上三、四点便无故醒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转来转去的都是那些不开心的事情。虽然再睡不着,但我也不愿意起床去面对这个令人烦恼的世界。

在这半睡半醒的挣扎过程中,我想到那些患忧郁症的人,他们都有失眠、动作迟钝、厌食和思想紊乱的病征。他们有的,我那时都体会到。其中最难受的是早醒、不能入睡和不愿面对世界的感觉。我相信、甚至肯定自己也进入了忧郁的境地中。

正当我卷入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时,首先是部门里的同事联名发公开信给立法会SARS专责委员会和报界。“……沈教授身先士卒、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令我们在人手物资皆缺的情况下,不计个人安全跑去打这场毫无把握的仗,去战一个我们毫无所知、看不到、触不着的敌人。这一切,可以说是全赖沈教授以人为本的过人领导才能,他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很讽刺的是,调查委员会竟把他定为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这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我更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持,就是家人,尤其是我那只有十岁的女儿送给我的鼓励。

一天，我回到家里,太太给我看女儿自制的慰问卡。上面写着:“爸爸,知道你不开心,但并非所有人在任何时间都会开心的。”里面还引用了一段圣经:“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惟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彼得前书》）

太太说，女儿只是从她那本儿童用的圣经中,找到这么合适的一句,我想以她的年龄,她是不可能找到或明白当中意思的,所以我想这是上帝对我亲自说的话。我接着看到这段话:“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存着无亏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彼得前书》）

读完了这段话,我便把太太和女儿抱在怀抱里,心里说:“上帝,感谢你。”

医护人员只是上天的一双手

回想这一年可以说是我行医二十载中最精彩的一年。我和很多学医的人一样,都希望能够悬壶济世、回报社会。但毕业后总是忙于接受训练,训练后又要到医院或门诊工作,真的叫人疲于奔命。渐渐,工作变得公式化了,起初的理想和抱负都淡忘了。但SARS一役,却使不少前线的医护人员,重新唤醒已被遗忘的专业精神,拾回一些我们应做的事,就是全身投入服务病人,不要只顾薪金、假期多寡、升职或合约问题。

SARS期间,香港就好像一艘正在下沉的邮船,我们就是船上的水手们,各尽所能,力保邮船不会下沉,甚至个人安危也不顾。我们只求病人能早日康复,疫症受控,香港市面回复生气,学生复课,市民的脸上再现笑容。在我来说,看到这种情况真的比升职加薪、发表医学文章重要。

我当然不希望SARS重临,更不希望有其他疫症爆发,但在这段日子的经历里,对我们这些学医习护的人来说,可算是学有所用,并且是一次发挥专业精神的难得机会。

可惜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未能研究出治疗SARS的有效药物。病人的生死,却冥冥中似有安排。我不禁想为什么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内,一个能康复,一个会不治?为什么在同一年龄,同一身体状况下的,接受了同一样的护理,却有不同效果和反应?我相信医学知识仍未能解释这一切。

再远一点,大家同住一所酒店,为什么有些人会受感染,其他人倒没有?大家同坐一架飞机,为什么有些人感染了,但其他人却安然无事?为什么大家同住一屋苑,有些人会受感染,但其他的却出入平安?我相信这是因为每一件事的发生,每一个受感染的个案,每一个康复或不治的例子,都并非偶然,而是有造物主的计划和安排。

在我来说,医护人员只是上天的一双手。我们的工作,只是完成上帝的计划和安排。既然命运并不完全在我们手中,我们的工作和贡献,只是参与造物主的计划,因此我们不应太看重个人的荣辱。我既不应陶醉于个人的知名度和见报率,也不应因他人的批评和指责而感到气馁。重要的是在整件事件上,我和我的同事已尽上最大努力,即使今天回望,事件的处理虽然未能尽如人意,但亦确实无愧于心。

我希望每一位香港市民,在经过SARS一役以后更能珍惜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挚友。这些在我们身边的人事物,远比我们有的金钱、事业和名誉更宝贵。我亦希望每一位医护人员,都能放下个人的得失和感情、抱负,专心服务病人。要记得我们所能奉献的,不但是我们的知识、药物和治疗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关心、聆听和尊重。

我亦希望自己能从中汲取教训,就是“不看自己过于当看的”。个人的力量、个人的成就和个人的荣辱都只是沧海一粟,亦似流星闪过。重要的是尽上本分,尽上心思去完成造物主给我们在地上的责任。

已故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总统就职演说中曾说,当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期待着他一连串的承诺和抱负时,他说:“我的美国公民,不要只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应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今天身处困难重重之中的香港人,我们也应说“不要只问香港能为我做些什么,应问我能为香港做些什么”。假若我们有如此心态的话,香港定能再展翅高飞,我们的家就必更融洽、更温暖。

我学会放下高高在上的身段

今天的香港,活泼的心灵已经不多了。我们每天打开报刊、扭开电视机,在街上、办公室里、咖啡店内,看见的都是目光呆滞,听见的都是怨天尤人。香港人的开心指数大不如前,年轻人对前景的观望,竟不如SARS肆虐后的光景。香港啊!你是否生病了?还病得如此之重?有什么比SARS更致命呢?

至于我，SARS之后的我对人生看法改变了。以前的我认为学术研究最有价值,科学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如今的我却认为假若我只有知识,只有技术,却没有对病人感同身受、悲天悯人的情怀,那我还算不得什么。

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以前我们明明把病治好,但有时候病人却不以为然,甚至不大欣赏,原来是因为他们内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SARS中的生离死别,让我学会看见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某人的病。

医学不单是科学,也是伦理。医术不只是技术,更是体恤、尊重和怜悯的结合。这都是医学课程往往缺少的,因此我便开始专注我的教学工作。我以前只着重医学知识和技术的传授,用什么体检、哪种化学检证、什么药物、哪项手术便可以把疾病处理得好?如今我会教导学生,一个眼神、一声慰问、一个握手,甚至一句逗人开心的笑话,都有它的“医疗”作用。有些病人,患的是末期癌症,今天的医学实在没办法把病治好。但医护人员关切的照料,让他感受到尊重。作为一个病人,他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医治精神。

回想我以前的教授生涯,教与授实在占的位置太少。教书是一种职责而已,真正对我的事业有帮助的,是我的研究和登上国际地位。SARS的灾难,使我对人生以至对教学有了重大的改变。因此,我放下一些研究工作,以更多的时间和学生沟通。不单在上课或临床教学时的沟通,下班以后,我还尝试放下身段与同学们吃饭、交流、参加他们的活动,甚或组织和带领他们的活动。

为什么“放下身段”?原来在医学院里,传统阶层观念十分重。教授,尤其是讲座教授的地位都十分超然。我们当学生或年轻医生时,内科和外科教授差不多等同“上帝”,他们的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授对病人的诊断、治疗和预测,都是不能被挑战的。因此以前的我,走在病房与医院走廊上时,只接受学生和病人,甚至医生们的问题，很少放下自己高高在上的身段来与学生们沟通交流。

如今我感觉这不是教育应有的做法,起码不是完整的生命教育。我更愿意放下教授的身份,把我的挣扎和奋斗、成功与失败、强项和弱点,与同学们坦诚分享。当我开始以谦虚的心与学生们交流,奇怪的事便发生了。我觉得谦虚的态度,反而为我换来更多的尊敬和欣赏;我发觉我的失败和软弱,竟然成为学生最有兴趣和最爱学习的地方。我在SARS中对生命的体验,对人生的观察,亦成为他们最爱听和最具启发性的故事。

我决意全情投入教育里了。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国会发表的话总结:“我没有别的可奉献,除了献出我的辛勤、血汗和泪水。”

(摘编自《不一样的天空(增订版)》沈祖尧，(香港)经济日报出版社，2015年4月，大小标题均为《境界》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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