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宝荪于1893年诞生在曾国藩家族。曾国藩是其曾祖父，祖父曾纪鸿是清末著名数学家，父亲曾广钧是光绪十五年进士。从清末到民国以来，中国处于大时代的歧路，许多受过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带着创建性的思想和举措，致力在各领域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基督徒，曾宝荪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位女性。

在杭州冯氏高等女校读书期间，曾宝荪受英国女传教士巴路义校长影响，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圣诞节前受洗归入基督，成为以儒学为本的曾氏家族的第一名基督徒，走上一条与传统迥别的道路。

1912年她赴英留学，后获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曾宝荪是第一位拿到理科学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在英求学期间，年轻的曾宝荪挂虑国家贫弱，萌生在中国“办一所中国人主持的基督教学校”的想法，想以此探索如何以基督教精神融入中国文化，实现社会改良。1917年回国，她拒绝了在上海等地接任校长的机会，回到教育基础薄弱的湖南，与恩师巴路义女士、堂弟曾约农创办艺芳女子学校，任校长，时年24岁。从1917年到1949年，历经沉重时代的离乱聚散，艺芳女校在艰难的三毁三复中坚持办学32年，曾宝荪的力量源泉根植在基督信仰里，她在回忆录里这样表述：“艺芳精神不死，耶稣爱心永存。”

“和男的一样的读”

曾宝荪于1893年3月9日出生，4岁即入曾家私塾读书。曾氏家族一贯重视子女教育，家中多人因与国际间的紧密联系而具有现代而开放的态度。祖母郭氏虽然生为女性，思想也开明，目光超越，对孙辈的教育不分男女同等注重。有位教书先生曾经对郭氏说：“两位姑娘读点《女儿经》就够了吧。”郭氏语气坚定地说：“不然，需同男的一样的读。”祖母郭氏规定，每天早晨第一节课就是点读报纸的社论，然后背书、上英文、数学、史地等课程，晚上则作诗填词和对对联，星期天作作文一篇。

对曾氏家族的人来说，西方科技、文化并不陌生，曾宝荪的父亲曾广钧也是具备维新觉悟的人。曾宝荪后来说，父亲给了自己一生三次大帮助，一是不许缠足，二是不为她幼时定婚，三是准她入基督教和出洋留学。虽说家风开明，也认同西方学问、科技的重要，但真要归信基督教也并不容易。曾家是以儒教为本的大世家，而且郭氏祖母的父亲是在太平军攻城时殉节的，况且曾宝荪还是一个女子。在1911年收到曾宝荪言辞恳切的家书提出想信基督教的时候，祖母并不同意，幸好父亲并未反对，提到明朝天主教徒徐光启对社稷的贡献，只是让她读一些其他学派的书再做决定，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父亲对她信仰的放任，算是上帝对她特别的看顾。

幼时乡居生活的美好体验，翻越高墙偷看杂书的乐趣，弟兄姊妹共读的融洽，这些记忆让曾宝荪对中国传统家塾有着特别的感情，对她以后办学时以“家庭”为学校的理想形式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在形式之外，真正落实在师生之间那种如同甚而超越父母子女之间的真爱，则并非源自传统文化的沉浸，而是源自她18岁时接受的基督信仰。

她在撰写的回忆录中屡屡提到“耶稣的爱心”、“基督徒的爱心”，正是那些她在教会中学及留学英国时从基督徒老师、朋友们生命里看到的令她惊讶的爱，正是那些爱，感化她、安慰她、支持她，让出生于家学深厚的曾国藩家族的曾宝荪，终其一生，成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

“你心中的恶促使你这样做”

曾宝荪在回忆录中用专门一章的篇幅详细讲述了她信基督教的过程。

曾宝荪曾短期就读于上海一间教会学校，曾氏子弟多有就读教会学校的，这与当时高质量的学校基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或教会所开设的有关。她与家人通信时谈到虽然佩服基督徒做事的精神，但深受儒教影响的她并不能认同一些传教的方式，对信仰持反对态度。

不过这些想法在她去杭州英国圣公会办的冯氏高等女校后被渐渐改变了。在冯氏女校就读初期，有一次一个学生的习字薄被撕毁，由于无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老师让全班学生受罚，曾宝荪觉得不公平，后来还办“竹头木屑”小报批评学校，言辞颇激烈。

被带进校长室的时候，让反叛分子曾宝荪意外的是，来自英国的女传教士巴路义校长并未责难她，而是流着泪对她说：“我知道你不是有意和学校做对，是你心中的恶促使你这样做的。”还诚恳邀她一起跪下祷告，祷告时巴校长 “词句恳切，并无怨言”，让曾宝荪大受感动，和这位后来影响她一生的良师益友前嫌尽释。

另外一位临时代课的英国老师司徒女士的故事也深深触动了她年少的心。司徒老师幼年随英国宣教士父母住在四川，义和团之乱时，父母、弟弟和妹妹全家被杀，她也被刺伤致残，终生跛足。但在一次信仰特会上上帝感动她的心，耶稣的爱化解了中国人俗话说的不共戴天之仇，她继承父母的遗志，继续服侍这个夺取了她全家性命的国家。曾宝荪说，“她待中国学生十分和蔼可亲。”这些基督徒无伪惊人的爱心，让曾宝荪“诚心佩服”，开始有想做基督徒的想法了。

曾宝荪的青少年时期正处在中国辛亥革命前，那时代有思想有情怀的人普遍感受过的文化冲突——乡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国学与西学、儒释道与基督教、改良与革命，曾宝荪都一一碰上。时代的心态如此沉重，她与当时的青年一样充满悲观、失望、彷徨、徘徊。有一日游西湖到了岳坟，她感到人世的不公平；看到苏堤、白堤、苏小墓等，又感到人生短促，到底人生在世有何意义？古人说：“生为尧舜，死为枯骨；生为盗跖，死为枯骨。”那“人”又何必做好呢？

……再回顾中国国势衰弱、民族存亡的问题更加不知所以。那段时间基督教奋兴家丁立美在杭州布道，曾宝荪多次去听。巴师（曾宝荪后来一直称巴路义校长为巴师）也带她查经、祷告，国家、人生方向虽不确定，但这些信仰的触碰与爱让她内心有些许微光与踏实。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那年的圣诞节前曾宝荪受洗归入基督。虽然以后她的人生与那个大时代的历史事件、人物交织相遇，但对基督教义的阐释研究和实践成为了曾宝荪一生的重要内容，这是一条不从世界的道路。

1912年春天，巴路义女士回国度假，带曾宝荪到英国留学。在她们坐火车去欧洲的路上，听到了“永不沉没的巨轮”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19岁的曾宝荪感叹仅注重科学的有限，认识到维新派提出的靠科学等技术救国的不全面。

在英第二年，曾宝荪考入伦敦大学西田学院学理科，1916年她以优异成绩获伦敦大学理科学士，这是中国女子所得的第一个理科学位。在英国学习期间，曾宝荪还参与了基督教的许多活动，接触了不少倡导做实际社会工作的基督徒领袖与平信徒，对基督徒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更加关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的前一天，英国人民聚众祈祷，恳求上帝指示英国政府是否应当宣战。当时在伦敦最热闹地区的教堂外聚集了几万人，曾宝荪看到他们为国祈祷之虔诚、理性与有序，这让她看到了某种希望----如果中国人能接受基督，注入理性、身体力行、爱人如己的精神，应有助于中国文化之改良，“深深感到社会改良，非有基督教的精神不可”。

那年寒假守岁，她与堂弟曾约农相约，“立志贡献自己为国家、为世界致用”，这志向就是在中国“办一所中国人主持的基督教学校”，她想藉着基督教的中国化，可以向国民普及科学文化、公民意识。上帝的旨意原本如此。

为了办学，曾宝荪又特意在伦敦学了一年师范科，并与巴师在英国筹措资金，她们得到伦敦大学西田书院校长和各界人士的捐款资助。1918年初曾宝荪与巴师、堂弟曾约农经上海回到长沙，筹办女子学校，为纪念祖母，取其斋名“艺芳”为校名，任校长。从1918年至1949年，历时32年，由于时局动荡，艺芳女校三度停办，三度复校。据《曾宝荪回忆录》记载，共办了初中26个班，高中19个班，大约培养了1000多名学生，人才辈出。在办艺芳女校期间，她还两次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校长。

独立精神与完全人格的教育

艺芳有当时长沙女校最好的师资，多人留学归来，其学历和水平足以开出大学课程，学校还聘请了多名英籍教师教授英语。艺芳的教学模式也很个性化，很多课都没有统一的教材，都是教师自编讲义，老师们都很负责，各自有一套深入浅出叫学生记忆深刻的招数。

如教地理的左景馨老师，给每个学生一本地图，讲一个国家绘一个国家的地形、地貌、位置、特产，学生亦依葫芦画瓢，一门课结束就有了自己绘制的地图册。上课也不一定在教室里，天热可以搬椅子坐在树荫下上课；天冷有太阳，则围坐一圆圈坐在太阳下上课。

每礼拜五下午，一定请一位校外名人作专题演讲，让学生得益不少。另外每礼拜六，曾宝荪自己必要有一个小时的时事演讲，有关世界、本国、本省或社会大问题，如欧战、五四、五卅等事，学生可发问及讨论。“学生的学业成绩，若用升学考试来衡量，可说极好，因为高中毕业联考，我校是百分之百及格；考大学，考出洋也是百分之百的成绩。”曾宝荪在回忆录中说。

最好的还是对学生读书的独立精神与完全人格的教育。艺芳女校对学生相当尊重和信任，奉行“不斥责、不退学、不监考”的三不管理法。对学生从不记过或开除。功课不好的学生，各科教员亲自为她们补习，甚至校长也亲自补教，而不收补习费。曾宝荪有一个学生，算学极坏，经她亲自给学生补一学期，后来该生成为算学最好的一个。

学校训育工作由师生分任，各班举班长一人，每寝室举室长一人，分任指导与劝化的责任。如有一同学不能听从，可以告知训导主任，再不听从，则训导主任告知校长，校长亲自与她个别谈话。凡学生寝室门、房门、衣柜均不落锁；图书馆不设出纳，学生自行登记借还书，管理人员只负整理之责。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使得学生行为修养和自我约束能力增强，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

除了课业、学校活动，艺芳女校的学生在参与社会活动方面也独树一帜，颇具现代公民意识与真正的信仰精神。在新化蓝田等处的旱灾、长沙水灾、湘西水灾时，学生们利用学校所在地浩园的美丽风景，自行设计开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等募捐拯灾。每次捐款都以艺芳为各学校捐款的第一名，有一次湖南旱灾，艺芳捐款仅仅次于省政府所发救济金。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20年湖南省教育会在长沙组织了一次国际文化教育高峰论坛，许多著名人士到访长沙，包括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与罗素同来的还有一位“勃拉克女士”，他们俩是未婚而同居者。省教育会拟请他们到艺芳女校参加宴会，请帖也发出去了，但曾宝荪很担心罗素的个人生活方式会对学生产生不好的影响，拒绝了罗素。

艺芳女校人才杰出，如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曾昭燏，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革命烈士秋瑾的女儿王灿芝，皆出自艺芳。

天下最大的爱心

艺芳学生曾昭燏回忆说：“艺芳虽不是教会学校，而教育带有宗教性，因曾宝荪是个基督徒，不过她不是个普通‘吃教’的人，而是一个对于基督教的哲理有研究的人。她每天早上和我们全体学生讲话，告诉我们：‘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做事要负责认真，做人要勇敢坚强，有是非心，有正义感’，‘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些话在我生平做人上，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曾宝荪不要求学生做礼拜，更注重以真实的爱来关心和感化学生。学生一律住校，每日三餐师生同在一个食堂，见面很多，有如家庭里父母子女一般。学生有小疾病，由学校校医免费治疗，如有重病则由学校通知家长商量医治。

对于生病的学生，曾宝荪亲自配药送水，病重的还能享受在校长家疗养的特权。据艺芳校友回忆，曾校长熟悉每个学生的个性，甚至能凭学生的咳嗽声叫出名字。曾宝荪还注重关怀学生的心理状态，淘气或有心理纠结的学生会被校长约谈直到解开心结。她想让学生身处学校却无时不体验着家庭的温暖，有时这种爱连学生的父母都无法做到。

有一个学生在长沙各女学都读过，每次都因闹事出来。她父亲还是长沙一个有名学校的教务主任，无奈带女儿到艺芳，对曾宝荪说：“只要曾先生能使她在贵校毕业，我就感激不尽了。”第一个礼拜曾宝荪就请她来谈话，对她推心置腹，告诉她无论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不管与同学、老师，甚至家庭、经济，或婚姻有关的问题，都可来和自己讲，自己一定站在她的角度，以同理心与她解析。学生答应了。在三年内，该生只与曾宝荪谈了两次话，均满意解决。一九四九年夏天学生毕业，那时长沙已乱，而这个同学坚持留校三日，只为要送曾宝荪上飞机离开长沙，感情至深。这样的故事不少。

由于战事与时局缘故，艺芳女校在艰难的三毁三复中坚持办学32年，两次复校都是艺芳学校的女学生首先倡议并做主要的修复工作，这是很罕见的，可见曾宝荪爱的教育的成功，曾宝荪在回忆录里提及学生们对她持续一生的感情时说：“艺芳精神永存，耶稣爱心不死。”

而这样的爱心，曾宝荪在自己的学生时代曾深刻领受过。当她如愿考上伦敦大学西田书院时，巴师一年休假的归期已到，如果巴师此时不从英国回中国再服务五年，将失去退休金，那一年独身服侍的巴师已经60岁了。带曾宝荪出国时，曾家祖母曾叮嘱巴师如若回国的话务必带孙女回国，不能让曾宝荪独自留在英国求学。未来何去何从？曾宝荪的人生面临一个重要关口。两人各自祷告，经过一夜，次早天还不十分亮曾宝荪就听见巴师敲自己的门，她心中忡忡不定，这是让她纪念一生的对白：

“宝荪，我已决定了！并深知是上帝的旨意！”

“回杭州？”

 “不！不！留在英国。我深深感觉，教育你一个中国人出来为上帝作工，远胜我十倍！我培养你，就是做主的工作！”

“那您的退休金呢，岂不为我牺牲了？我又如何能报偿？”

“不必考虑！上帝会安排的。我完全相信上帝会成全祂自己的旨意，绝不会使我们陷入绝境！”

曾宝荪两泪直流，她说：“这真是天下最大的爱心，最好的基督徒舍己救人的榜样。在这种情况下，要我如何不决心做主的工作呢！”

在办教育之余，曾宝荪以传道为念，她经常受邀到宗教团体和学校演讲，并撰写与信仰相关的文章。1928年她到耶路撒冷参加世界宣教会会议，1938年第二次出席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会议。1951年到台湾后，她加入宋美龄资助发起的中华妇女祈祷会，1952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首席代表。

和曾宝荪所处的时代相较，我们现今所处的时代，又何尝不是处在另一个歧路时期？我们以曾宝荪在193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的祈祷词来结束，“愿上帝保佑我们能以我们微不足道的努力，使祂的国临到人间，引导我们——无论老少——走向光明与平安之路，赐我们力量和智慧，去面对如今正困扰我们、使我们不安的国内外危机。”

（本文史料主要参考了《曾宝荪回忆录》、《光与盐》第二卷及部分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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