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希塔，你知道我结婚时的年龄吗？”安娜希塔耸了耸肩，祖母接着说：“我十三岁就嫁给了比我大十三岁的表哥。这不是我的选择，但这是我的责任。我对他想要什么样的妻子一无所知。当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他对我不好。四年后他离开了我，娶了另一个女人，搬到了德黑兰。”

安娜希塔·帕桑Annahita·Parsan出生在伊朗古老的伊斯法罕省一个穆斯林家庭，从小就常跟着祖母去清真寺做礼拜。她至今还记得她和祖母之间的那次对话。当时她们从清真寺回到家后，本该放松一下。很多穆斯林女人一跨过门槛进入自己的家，就可以揭开头巾，和家人有说有笑。但那天早上，祖母并没有取下头巾。祖母认真地对她说：“安娜希塔，我很担心你重复我糟糕的生活。”语调是那么悲伤。

祖母18岁时才被允许离婚。原来的家庭不再保护她，所以，她只能与安娜希塔的祖父再婚。自从那天之后，安娜希塔第一次意识到，生活中可能会有比她童年时的恶作剧更多的危险和痛苦。

儿子一出生，她就饱尝丧夫之痛

在伊朗有两种类型的妇女。一种接受发生在她们身上的一切，出于恐惧而过着被人辖制的生活。这些女性几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会向父亲和兄弟寻求安全感。一旦结婚，又把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他们的整个生活都在男人的掌控之下。

另外一种就是安娜希塔的母亲那一种：坚强、独立、勇敢。母亲是个务实的女人，她反复告诉安娜希塔，伊朗每个女人都需要知道如何赚钱。在安娜希塔十三岁的时候，妈妈送她去暑期学校花了三个月学习缝纫。

课程最后一周，一位老师问她是否愿意嫁给她的儿子，她害羞地婉拒了。第二年，安娜希塔再去暑期学校时，那位女老师又提到结婚的事。“你是个好女孩。我邻居的儿子正在学习，但他想结婚。你想结婚吗？”

后来，安娜希塔和老师邻居的儿子穆罕默德结婚了。穆罕默德对安娜希塔说：“我妈妈在我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爸爸娶了另一个女人。我没有钱，没有任何对未来的保障，但我知道我会为你做一切。”安娜希塔回忆：“我当时就知道他爱我。虽然我只有十五岁，但我知道他的爱是真实的，他对我的尊重是真实的。”

安娜希塔很快就怀孕了。这时，穆罕默德被派往伊朗西部边境打仗。他们的儿子但以理（Daniel）出生的时候，她的叔叔却将丈夫因车祸身亡的噩耗带来。听到这个消息，安娜希塔感到自己快要窒息了，“好像所有的恐惧、所有的悲伤和所有的痛苦都是为我编织在一起的。我担心自己无法呼吸。”

她无法接受丈夫的死亡。有一次，她的妈妈准备按照惯例把穆罕默德用过的东西送给穷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回来时还需要它们。”“他不会回来了！”妈妈的声音有些大，“醒醒吧！为什么你看不到？我们已经失去了穆罕默德，我们不能再失去你！”

逃离被暴力笼罩的国家

她的生活被分成了两部分，一半是对穆罕默德的怀念，另一半是对伊朗国内局势的恐惧。

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霍梅尼掌权后，附近的清真寺变成了军事基地，隔着墙都能听到十几岁的男孩被训练使用步枪的声音。他们把恐惧带入人们心中。

后来，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安娜希塔不得不再婚，嫁给一个和穆罕默德一样的士兵阿斯加。阿斯加的前妻死于车祸，留下一个女儿切丽。安娜希塔希望藉着再婚，能使自己的情况有所改善。

结婚第一天，安娜希塔就发现了丈夫的家暴倾向。从丈夫第一个妻子的日记中，她读到更多有关丈夫暴力以及他的前妻有多么不快乐的内容。不过因为害怕再次离婚，她不敢跟父母谈论阿斯加的暴力。“不到二十岁，结了两次婚，已经是莫大的耻辱了。我的兄弟姐妹都没有结婚，我知道我离婚的丑闻会毁了他们找到一个正直、恭敬有礼之家的机会。”

有一次她的姑姑来访，看到安娜希塔的一刹那非常震惊。她姑姑上下打量着她，并且抚摸着她说：“这些瘀伤是从哪里来的？你看起来像个老太婆。”当时已经怀孕的安娜希塔都挺了过来。

他和阿斯加的女儿罗莎娜出生后，阿斯加的家暴减轻了一点，但却从未让她完全放松。1984年，伊朗与伊拉克战争爆发后，阿斯加被霍梅尼政权通缉，想要逃亡土耳其。他想让安娜希塔先留在伊朗，安顿好再来接他们。

安娜希塔恳求丈夫带着全家人一起走。最后，他们只能带着最小的罗莎娜，其他孩子不得不留给亲戚照顾。

失而复得的女儿

逃亡路上，因为环境恶劣，罗莎娜失去了呼吸。安娜和丈夫误以为她死了，伤心之余，他们把孩子装在袋子里，想到土耳其再找个地方埋葬。

他们进入土耳其境内，遇到边防军。一位士兵向他们走来，仔细看着他们，然后把目光转向了袋子，用刺刀朝袋子刺去。安娜希塔大声叫他停止，她小心翼翼地解开袋子，想让士兵看一看死去的孩子。她惊讶得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原来女儿又恢复了呼吸！

“我确信她已经死了。当我们在山上时，她没有呼吸、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现在她又活过来了。我抓住她，抽泣着。

我很高兴，我们没有放下她，很高兴阿斯加把我们从坟墓里带出来。所有的痛苦——从头到脚的冻伤、疲惫和寒冷，瞬间都消失了。我不停流下感激的眼泪，尽管我不知道我感谢的是谁。这是神吗？祂是否原谅了我对祂的愤怒？这似乎不太可能，但还有谁能施行这样的奇迹呢？”

随后，阿斯加被两名士兵带走，安娜希塔和孩子被带到另一处地方。经过一系列查问后，被带到一间地下室的监狱。“当我走进监狱时，我能感觉到他们在盯着我。我尽量不去看，但不可能不注意到一些人揉着眼睛，凝视着我和罗莎娜。任何地方都比这更好。甚至有一间屋子里有血迹斑斑的指甲，地板上还有破损的棍棒。”

“让孩子闭嘴！”狱警对她说。孩子饿了，但没有食物可以喂她，安娜希塔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抱紧她，试着用头巾把她的哭声掩盖起来。

“令我吃惊的是，在我们被关在地下室的四个月里，罗莎娜从来没有生病。虽然我们周围都是跳蚤和污物，但我们中谁也没有生病。她只是躺在我的床上睡觉，或温柔地发出满足和幸福的声音。有时我觉得她能忍受这样的条件真是太好了。”

尽管逃出了两伊战争的恐怖阴影，但安娜希塔仍然被丈夫折磨着。

“从我们搬到地下室的那一刻起，阿斯加的暴力就成了牢房里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我加入狱友的歌声中，他会叫我闭嘴，扇我耳光。如果有男人感谢我给他们装水，叫我妹妹；他会指责我是个妓女，再次打我。”

无法逃离的家庭暴力

后来他们被带到警局，然后被释放了。获得自由的安娜希塔却丝毫没感到轻松，她只知道另一段旅程就要开始了。她们得知丹麦正在接收难民，于是就向丹麦申请庇护。在抵达伊斯坦布尔七个月后，他们收到了丹麦的消息。丹麦政府给他们寄来了签证和单程机票。

1984年，他们来到丹麦和另外两个难民家庭共享浴室和厨房。政府给他们安排了就业培训课程，但丈夫放弃学习的机会，21岁的安娜希塔进入当地的一所大学学习。她想尽快掌握丹麦语，学到更多的东西。

九个月后，他们搬到了哥本哈根郊区的一套公寓里。安娜希塔这时也进入一所新的大学学习。随着学期的临近，安娜希塔无意中向阿斯加透露，她被邀请参加一个年终派对。她告诉丈夫她不去，因为丈夫会指责她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但丈夫却180度转变，让她一定要去。

从派对回来，阿斯加闻到她身上的气味，问道：“你喝酒了吗？”安娜希塔开始解释，但还是遭到一顿痛打。“他抓起我的头发，把我拖向卧室。当时，我感觉到我的头皮几乎都要被拽掉了。他把我推到床上，我蜷缩着想躲起来，藏在枕头和被子下面。但他还是抓住了我，用所有能想到的淫秽语言大声怒骂。他伸手从床底下拿出一根像我手腕一样粗的棍子，打我的腿。他以前说要用这个棍子来保护我们不受入侵者的伤害，但那天晚上举起它来打我。”

安娜希塔的同学知道之后想帮助她，但她的心被恐惧辖制着，不敢接受帮助。“她不可能帮上忙。我在内心深处怀疑，我是否值得被拯救。前夫穆罕默德死后，我听到的那些‘神在惩罚我’的话，仍然困扰着我。……我害怕神，害怕给我的家人带来更多的耻辱。这种恐惧让我被困在了牢房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躲起来，把我的故事从同学、老师和父母那里藏起来，把瘀伤藏在化妆后，把悲伤藏在努力工作的背后。”

安娜希塔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留在伊朗的儿子但以理能来丹麦，后来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团聚了。但安娜希塔仍然神经紧绷着，当阿斯加不在家的时候，房子里就会有歌声欢笑声。但阿斯加一旦回来，就好像有魔鬼从瓶子里被释放出来。

有一天，阿斯加告诉安娜希塔，他的女儿切丽也会来丹麦，并声称这个家庭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安娜希塔写道：“5年过去了，我终于要见到切丽了，尽管她不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我始终感到作为一个母亲对她的爱。然而，有一件事我很确定，阿斯加是不会改变的，不管他如何微笑、拥抱、谈论家庭团聚。我知道他的话毫无意义。”

每当阿斯加对安娜希塔施暴，但以理、切丽和罗莎娜就会彼此呵护。但以理学会了迅速把她们带到安全的地方，把小罗莎娜抱在怀里，唱着轻柔的摇篮曲给她听。每次暴风雨过后，安娜希塔都会去洗手间找他们。

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你面前

有一次，幼小的罗莎娜看到了妈妈被殴打的场面，吓得张大嘴巴，不敢作声。孩子一整天都在发抖，没办法说话。这一次，安娜希塔终于鼓起勇气，开始了她的“越狱”计划。

她拿起电话打给了朋友，朋友最终给她联系到了安全屋。妈妈对孩子们说：“我想和阿斯加离婚，再也不回到他身边了。如果你们愿意，就和我一起走；如果不愿意，就继续与他住在一起。这取决于你们自己”。六只小眼睛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最后，就像一个冬天早晨的日出，三个大大的笑容在他们的脸上绽放。他们喊着：“耶，我们自由了！”

当阿斯加发现后，他发誓要报复，并扬言要绑架孩子。安娜希塔觉得自己的处境危险，于是她决定逃往邻国瑞典。选择瑞典有一个原因，她知道切丽需要她，去其他地方她无法带上切丽。阿斯加是她的合法监护人。警察允许安娜希塔把切丽带到瑞典，只是因为她向警方承诺很快会把切丽带回丹麦。

后来，她不得不让切丽回她父亲那里。不出所料，阿斯加没有善待她。最终社会机构把她接走，安置在一间青年机构里，直到她18岁能够照顾自己。

在瑞典，除了钱包里的一点儿现金，安娜希塔一无所有，没有银行卡，也没有工作许可。她申请正式移民，两次都被拒绝了。后来，她在瑞典认识了同样来自伊朗的谢瓦什，他主动帮助她们。在交往了几个月之后，他们开始了一段新的感情。

安娜希塔以前学的缝纫现在派上了用场。她在瑞典找到了一份裁缝的工作。老板是个基督徒，是她见过的最慷慨善良的人。不久，老板帮助她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在丹麦的时候，就有人去她家传福音，送过一本波斯语圣经给她，但那时她忙于生计，无暇他顾。

和谢瓦什结婚后，他们搬到新的地方。没想到，隔壁邻居就是一对伊朗裔的老夫妇。有一天，老先生来敲安娜希塔家的门，邀请她参加一个祈祷会。她以为是穆斯林的祈祷会，就对老先生说：“听着，先生，不要和我谈论神。我不是穆斯林，我也不喜欢和你一起祈祷。”然而，老先生仍然带着微笑邀请她。安娜希塔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看到聚会的房子外面排列着将近二十双鞋，这让她想掉头就跑。但屋里传出来的歌声却吸引住她，忍不住走进去。旋律很简单，但却很温暖。房间里挤满了人，人们手拉着手，有些人哭了，有些人闭着眼睛祈祷，其余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前面的墙上。安娜希塔读到投影在墙上的几行字：“当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你面前时，你在为我哭泣；当我为你的十字架而哭泣时，你会回答我，你会听到并医治我。”

安娜希塔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话，我从未听过基督徒在教堂唱圣歌，但好像这些就是为我写的。”这些话道出了她想说的一切。她膝盖弯曲，跪在地板上。

当天晚上回家后，她坐在谢瓦什旁边，看完了带回家的录像带。里面讲述了耶稣的出生、死亡和复活。两个小时过去了，她的心被改变，她看到了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全部意义。第二天早上，她找到隔壁的老先生，希望他转告牧师，她想受洗。

当安娜希塔满怀信心地寻求耶稣时，丈夫谢瓦什却停滞不前。他没有回到伊斯兰信仰，但他也没有把生命托付给耶稣。结婚6年后，谢瓦什搬走了。安娜希塔回忆说：“那是一段糟糕的时光。在悲伤和泪水中，我想起了我生命中许多不幸的时刻。失去、悲伤和烦恼的感受占据在我的心中。但是天空越暗，我就越知道只有上帝才能帮助我。”

祂让这些难民看到祂的爱

信主后的安娜希塔在教会里开始参与服事。牧师多次受到感动，告诉她，她也将成为一个牧师。但她还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她的服装店生意很好，她已经开了第二家店。

有一次她在店里和一名穆斯林顾客谈到了耶稣，她很有感动要在家里接待那些愿意了解基督信仰的穆斯林。当牧师问她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家庭小组来帮助穆斯林时，她答应了。一开始是4位基督徒、6位穆斯林，大家一起读圣经、谈论耶稣并祷告。其中一位穆斯林母亲想为她在伊朗的儿子祷告。他是个瘾君子，病得很重。祷告以后，她儿子的身体竟渐渐好转了，于是母亲就信了主。不久后，儿子说他在清真寺里遇见了耶稣，也信了。

很快，聚会人数增加到30个人，所有人都向耶稣祷告，“所有的人都学会了对祂说是”。安娜希塔看到了这些人婚姻的恢复、生活的转变。许多穆斯林在绝望中寻求耶稣，并将他们的生命交给了耶稣。

有一段时间，新闻接连报道大批伊朗难民从土耳其乘船逃往希腊。安娜希塔在教会和一个叫菲阿兹的难民一起祷告。菲阿兹告诉她，他就是那批难民之一。当时，他和妻子、两个女儿站在土耳其的海岸，在夜里等着小船靠近。手电筒的光线微弱，海水冰冷。菲阿兹抱起两个女儿，叫妻子跟着他，他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菲阿兹回头看了看，天太黑，周围人太多，他没看到妻子。船离岸后，菲阿兹才发现妻子不在船上。他吓坏了，但没有办法，他只能一直安慰自己，还有其他的船，妻子一定在别的船上。船一登陆，菲阿兹立刻疯狂地寻找妻子。他在岸边等了很久，最后不得不离开海滩。之后的九个月，菲阿兹一直寻找妻子的消息，最后才得知，妻子登船时失足掉进海里，就淹死在离菲阿兹只有几英尺的地方，那时她才23岁。

安娜希塔陪着菲阿兹默默站在十字架前。最后她对菲阿兹说：“只有上帝才能医治你，你可以向祂敞开你的心扉。”不久后，菲阿兹带着孩子和一个教会家庭住在一起。安娜希塔说：“前方的道路会很漫长，没有快速和简单的解决方案。但神必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爱他们。每一天祂都会在那里，让这些难民看到祂对他们的爱。祂会一次又一次地呼唤吸引他们，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对祂说是。”

带领1500多人信主

从难民那里听到的故事，也让安娜希塔时常想起自己悲惨的经历。她在圣经里读到约瑟被卖的故事，她相信自己过去的痛苦也可以被上帝使用。

她在自传中写道：“我经常想起阿斯加，以及我是如何花了多年时间才原谅他的。最终，只有靠上帝的帮助，我才能做到。如果没有饶恕，这些伤口会变得有毒。除非我们呼求上帝，否则我们很容易陷入困境之中”。

后来，安娜卖掉了自己的服装店，在2007年，44岁的安娜被推荐到神学院读了4年神学，一度是难民身份的安娜希塔于2012年被按立为牧师，进入瑞典当地的信义会服侍。

她不仅自己向穆斯林传福音，还培训门徒去接触穆斯林。她说：“我专门寻找讲波斯语的穆斯林社区合作。偶尔有穆斯林出于好奇到教会看看，有些穆斯林则是来教会寻求庇护，也有来自伊朗及阿富汗的穆斯林，到此秘密受洗后再返国。5年中，超过1500人成为基督徒。”

儿子但以理在大学里学习政治学和心理学，目前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经过25年的祈祷，但以理在2017年夏天受洗。女儿罗莎娜获得了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双学士学位，婚后住在斯德哥尔摩，服事一个波斯语教会。她也联系上了阿斯加的女儿切丽。切丽结婚了，有了一个儿子，居住在丹麦。现在切丽再次成为安娜希塔生活的一部分，她和她的家庭可以随时来访。

“这么多年来，唯一支撑我活着的就是为儿女而战的本能，这是一种保护孩子不受伤害的本能。然而，上帝用奇妙的方式改变了这一切。祂帮助我，让我学会饶恕，祂也让我心生一种为我所遇到的绝望之人而战的渴望。……我每年都会受到死亡威胁，例如炸弹袭击。我的家庭成员也在遥远的家乡受到威胁。但对我而言，我所做的是值得的。”安娜希塔说。

（本文成文参考安娜希塔所著《Stranger No More》一书、《今日基督教》等网络资源，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