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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满是冲突的犹太家庭
后来我得知,他曾是美国诉求堕胎合法协会NARAL的创办人之一时,更是讶异!他的生命何以有如此剧烈的改变?每个时代的生命议题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议,如安乐死、生殖科技、同婚等,或许聂德森医师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点点启发。
1926年,聂德森医师(Bernard N. Nathanson, M.D.)生于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个执业的妇产科医师。看似风光的家庭,却充满了争闹及冲突。
从六岁开始,聂德森每天都被要求陪他爸爸散步,听着父亲抱怨妈妈既老又笨,她的娘家哄骗他的钱财。父亲要求聂德森尊重他人,但言下之意是只要尊重他一个人。
父亲常因极小的事大大地责备聂德森,并予以严厉的处罚。晚餐时光更是精彩,父亲会考他各样的知识,答案不合时,父子常互不相让,非要争个对错,但所争辩的都是鸡毛蒜皮之事,对伦理、慈爱、公义等议题却只字未提。
相对于聂德森时时与父亲针锋相对,他的妹妹则是一味支持父亲。她听从父亲的意思结婚、离婚;后来她郁闷自杀。聂德森的母亲在信仰上则是行礼如仪,骨子里却喜欢追求奢华生活。
聂德森说,这样的家庭造就了一个唯利是图,渴望得到爱、得到就立刻嗤之以鼻的怪物。此时他所认识的神是巨大的,恐怖如狮子,所以长大后,他常以无神论者自居。
生命中第一次遭遇堕胎
廿一岁时,聂德森得知自己的女友怀孕了,那时他还是个医学生,在加拿大就学。他联络上自己的父亲,以为父亲会以他精湛的技术,快快协助他的女友堕胎。
没想到他的父亲寄来一张纸,上面写着两个选择:一是在加拿大找人堕胎,二是回到纽约结婚,又附上一张500美元的支票。
堕胎前夕,聂德森及女友抱着流泪一整夜。堕胎当天,女友不要他陪,怕会影响他未来的职涯发展。当女友坐出租车回来时,他发现出租车的地板上都是血,女友一下车就颤抖、苍白,蹲在路旁,时而说些他听不懂的话。
在他们分手后六年,聂德森故意来到与前女友相识的小镇,打电话到她家,她妈妈说她结婚了,已有两个孩子。聂德森事后回忆说,前女友会让她丈夫知道这段历史吗?聂德森显然挺在意这一段过往,或许内心含着许多内疚或羞愧。
得知另一个女友怀孕,那时聂德森已经是个有执照的妇产科医师。女友爱他,也爱孩子,央求他能将孩子生下来,他却认为这会妨碍他的事业。
聂德森如常地执行了堕胎手术,做完手术即检视、记录、离开。他说:「我除了成就感及专业的骄傲外,无任何感觉。」他说,那时身为堕胎医师的心态,是又做好一件事,似乎较第一次更冷漠、更无感。
为堕胎合法化极力奔走
1952年,当他在曼哈顿当住院医师时,常需处理非法堕胎女子的急诊或合并症,那时他心里很为这些妇女愤愤不平。那时,堕胎在美国还不合法,有钱人会去波多黎各、日本,甚至伦敦堕胎;而穷人只好找非法的管道堕胎,常导致各样合并症,甚至致死。
在四年内,能这么迅速完成堕胎合法化是有些原因的。在1960-70年代的美国,被嬉皮运动、反越战风潮及女权运动所引导,整个社会氛围是反抗威权的。
聂德森进一步指出,NARAL操弄了媒体:
他们夸大数据,将美国每年因不合法堕胎死亡人数,从300人说成10000人。
他们说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一个神学与道德的议题,不是个科学议题,科学没有证据能证实何时有生命。
他们攻击基督教会,指控他们不食人间烟火,不了解民间疾苦,压迫非自愿怀孕的妇女要独自受苦。
堕胎合法化后,造成堕胎人数飙高。每年堕胎数在
1963年(合法前)为十万,
1973年(合法年)为七十五万,
1983年为一百五十万,在合法化前后廿年间,堕胎数成长了十五倍。
表面上看来,他们所做的尽都顺利,且「成果斐然」,但是节育中心内却常充满各样问题、纠纷及人事倾轧,而聂德森自己也因任节育中心的行政,同侪不再转介个案给他,导致他的一般妇产科病人也在减少中。后来他辞职了,去到大医院工作,竟大大改变他的视野。
以超音波拍摄无言的吶喊
他去St.Luke医院任职时,继续执行堕胎手术,也负责一个产前研究中心。那时超音波开始用在医疗上,他也参与研究,原本要为堕胎运动找到「生命之开始是无法以科学定义」的证据,没想到超音波的影像却完全颠覆他的想法。
他说:「我深深爱上这些未出生的小家伙。」看到超音波下的胎儿吸着大拇指,翻身、打嗝,实在无法再称他们只是一团组织,是没有生命的。他内心的冲击及矛盾之大可想而知,他也将他的发现与同侪分享。
1974年,他投稿于知名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他说:「所有的生命都是相互依赖的,从子宫内到生命的结束是个光谱,也就是说从胎儿、婴儿、儿童、青少年,直到成人。我们要勇敢地面对一个事实,既然多数人孕期结束,会产生一个世界公民,堕胎无疑就是个特殊程序,干扰这个历程。」
他的文章造成空前的回响,以前他训练出来的堕胎医师因此顿失方向,有人与他反目成仇,也有人不再执行堕胎手术。由于争辩的声音太大了,且多数民众对超音波下的胎儿状况是不了解的,他认为有必要让一次堕胎手术,在超音波的照射下公诸于世。
1984年,他以超音波拍摄了一个孕期十二周的堕胎历程,称为「无言的吶喊」。超音波下的影像:胎儿由悠闲地吸拇指,到后来感受到威胁、转身,当吸管不断逼近他时。
聂德森说:「孩子的口大大地张开,含着沉默的尖叫。他努力逃开吸管,心跳快到200下,无疑地,他感受到致命性的危险。」这部影片引发的回响更大,里根总统建议将此片寄发给每位美国国会议员。
昔日聂德森曾为堕胎合法化大声疾呼,后来又因超音波的呈现改弦易辙,媒体对他当然关注有加,甚至有电视节目以他为嘲弄的对象。聂德森顿时由昔日女权运动最爱的堕胎大王,成为全国笑柄。
为结束七万五千个生命自责
从1978-1988年,聂德森深深被忧郁及失眠所苦,经常早上四、五点就醒来。一想到自己曾经堕了75000个胎儿,他就感到心头无比的沉重。他也尝试吃药、心理咨询,甚至做了长达四年的精神分析,却都无效。
他常想到哈姆雷特王子说的:「自杀或懦弱地逃避自杀,哪个比较懦弱?」他的祖父及妹妹都死于自杀,他说他若自杀了,似乎也不令人意外;但是上帝的脚本并不是这样写的。
就在他心灵很不安宁时,因他投入维护生命的运动,常接触到一群基督徒。这段期间,他仍演讲、著书,也参与政治活动,且意外地感受到平安。
刚开始,他表明反堕胎是一件很合乎科学的事时,还故意与基督徒的信仰保持距离。但是他可以感受到,在他们之间有股氛围——无私、真实的利他及真诚的爱。
他们甚至为遮掩事实的媒体及警察祷告,然后彼此代祷;此时,聂德森被这种绝对且强烈的爱所震住了。
事后,他虽因参加这次示威行动,被堕胎阵营告上法院,但他还是继续参加其他的示威运动;而且他观察到,这是一股很大的属灵力量,且这股力量是源于清洁的动机。
聂德森很惊讶这群人为什么能在寒冷的清晨,冒着牢狱之灾的危险,在叫嚣的群众及警察的鸣笛声中,静坐、微笑及祷告?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也问自己:我为什么会在这里?难道就是神先让他走到地狱的边缘,再将他救出来,好显明祂的慈爱及救赎?他看到自己的不堪如污秽的沼泽。也就在同时,他看到两千年前,有人为他而死所散发的希望,如同闪烁的亮光在指引着他。
一代堕胎大师,终在1996年受洗。受洗后,他说:「我曾经陷在情绪的漩涡中,现在却得医治,我觉得有一股清泉流过我,还听得到很温柔的声音,以及无法言喻的平安。我找到了平安之所。」
火爆浪子找到平安归宿
聂德森是一位神的选民,他从小研读犹太律法,却感受不到爱。当他成长独立后,立刻丢弃这个他眼中巨大又恐怖如狮子的上帝。
他不爱自己,也不珍惜女友及胎儿的生命。他血液中燃烧着愤世嫉俗的怒火,这把火烧了75000个小生命。他聪明、能言善道、能写、能动手术,真是不可一世。他仗着科技优势「替天行道」,但当另一个新科技兴起,就一棒敲醒梦中人。
然而,即使已受失眠及忧郁所苦多年,他依然以无神论者自居,不让人触及他的信仰。直到他真实经历到大光,基督徒无私的爱及混乱示威行动中的平安,让他谦卑转向神。
他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12节所提:「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
这位火爆浪子曾丢弃上帝,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一路上用那双看不见的手恩慈地引导他,让这颗忐忑不安的心,至终得着灵魂的安息。
参考数据:Nathanson, B. N.(1996).The Hand of God: A journey from death to life by the abortion doctor who changed his mind. Washington,DC : Regnery.
源自/基督教论坛报
校对|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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