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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无神主义哲学家所提出的论据,最终来说,在一个理性的层面似乎具有同等的说服力。
然而,当我读这两位俄国人的作品时,基督教的核心更深地渗入我的内心。我感受到故事的力量,就是真理不争议、不比较的具体表达形态。
我开始掌握到耶稣为何那么倚赖故事:浪子的故事差不多就解释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有关救赎的一切,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差不多就解释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有关伦理的概念。
耶稣把一个有精细神学概念的法利赛人跟一个只能呼喊求助的罪人作出对比——上帝所垂听的,当然是那个罪人的呼喊。
托尔斯泰不同类型的作品都烙印着同样的原则。他的宗教作品倚靠喧嚣的论据去处理彼此间的矛盾。然而,在他最好的故事中,宣传的味道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说并不是以抽象的理想去表达教义和伦理,而是以具体真实角色的生命力去承载。透过他那如摄影般的目光观察,他小说所描绘的形形色色男女的生活和真相,当中所包含的福音核心往往超越他的理性探索。
托尔斯泰对救赎的素描,远胜于他对它的解释。可惜的是,托尔斯泰从没有让那福音为他的生命带来安慰。
托尔斯泰的一位传记作家威尔森(A.N.Wilson),提到他的
“宗教最终来说是一件律法的东西而不是恩典,一个人类自我改善的计划多于上帝参与堕落世界的远象”。
托尔斯泰能够在上帝完美的亮光中清晰地看见自己的不足,但他却无法多走一步,信靠上帝的恩典去克服那不足。
在读到托尔斯泰作品之后不久,我发现了他的同胞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位——所有俄罗斯作家中最著名和最具成就的——在同一段历史时期中生活和工作。虽然他们都有阅读并敬佩对方的作品,却从未相遇。
就像旋转的行星,他们环绕着一些相同的城市,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并发挥强大的影响力,但他们的轨迹却从未相互交错。或许那也是好的——他们在每一方面都是那么截然不同。
当托尔斯泰写那些灿烂、光明的小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写那些沉郁、内向的。
当托尔斯泰实践一些自我改进的苦行计划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周而复始地在韵事、酒精和赌博上虚耗健康和财富。
托尔斯泰有纪律地安排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通常彻夜工作,以疯狂的速度炮制出故事以偿还他的赌债。
数以千计的朝圣者造访托尔斯泰的家,以寻求智慧;没有人会想到去找头发蓬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求智慧。
他在社交上是笨拙的。他处理金钱的能力极差,有时甚至连把完成的小说寄去出版社的邮费也付不起。他有癫痫病,而一次严重的病发可能会叫他抑郁好一段日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教导我怎样矫正托尔斯泰所暴露的无情失败。
在他生命的早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过一次虚拟的复活。他曾经隶属一个被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视为叛国的组织,因而被逮捕;沙皇为了向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显示他们错误的严重性,于是策划一场模拟的处决。
那些同谋者在狱中经过八个月的等候宣判之后,突然在圣诞节前三天一个冰冷的早晨,被命令离开囚室并被运送到一个广场,在那里他们战栗地听见一个官员宣读处死的判决。
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消化这个消息,也没有上诉的可能;火枪队已预备就位。他们光着头,罩着白色的寿衣,双手被紧紧地反绑在后面,在一群痴呆围看的群众面前雪中巡游。
一个书记员向每一个囚犯宣读“罪的工价乃是死”,然后递出一个十字架让他们吻。前三个人被选出处死,然后给绑在柱子上。在那最后一刻,当“预备,瞄准!”的口令已经发出,当鼓声咚咚地敲响而长枪已上了膛放在肩膊,一骑轻骑疾驰而至,带着沙皇事先预备好的信息:他决定慈悲地将他们的判决改为苦役。
作为贵族一分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头上有一把剑折断,以作羞辱的记号。其中一个囚犯跪倒在地上喊着:“善良的沙皇!我们的沙皇万岁!”另外一个则精神崩溃,此后再也没有复原。
与那人一样,只是方式截然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再没有从这经历中复原过来。他曾在死亡的边缘徘徊,自那一刻起生命对他宝贵得超乎一切。
回到监狱,他在牢房里来回踱步,难掩喜悦地为捡回了生命而唱歌。他写信给兄弟说:
他将那寿袍折叠起来留作纪念。
他下一个严酷的考验是被送到西伯利亚。当圣诞日午夜的钟声响起,侍卫在他的腿上扣上十磅重的枷锁,然后把他带上一辆没有上盖的雪橇。
十八日之久,严寒令他长起冻疮来,他却熬过了这马拉松式的旅程。护送的警卫在西伯利亚稍停了数日,最后才把囚犯分隔囚禁。
司令官容许三个女人探访,她们都是其他几个政治犯的妻子,在那里落脚以接近丈夫。那三个女人以欢迎新囚犯和尽量令他们舒适为己任。
其中一位是敬虔的女士,读过德国哲学并熟悉圣经。她将一本新约圣经递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狱中唯一容许的书。她低声告诉他要在其中小心搜寻,而他从中找到十个卢布。
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上帝给他第二次机会去完成召命,就在监禁期间仔细熟读了新约圣经。“他从头到尾地逐页研读那宝贵的经书,思考每一个字;心里记住了大部分内容,并且从来没有忘记,”
就是在获释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旅途中也随身带着那本新约圣经,在家里则放在书桌的抽屉里,永远都是随手可以拿到。
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了四年的苦役生活,然后是六年的流放生涯。那十年的日子塑造了他不可动摇的基督徒信念,正如他在写给那送他新约圣经的女士的信中所表达的:
整理: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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