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在这些人的熏陶中渐渐长大

除了冷僻的地方志，大概无人会记下这些名字了：

一八三二年，基督教德人传教士首先踏入山东境内，在胶东布道。

一八六七年，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廉臣，美国长老会教士梅里士，由胶东烟台到临沂布道。

一九零五年，北美长老会派叶克斯、范珍珠二人由临沂到峄县布道。一九一一年在峄城南关建造大教堂。

一九一九年，德人美籍护士万美利来峄县创办孤儿院、职业学校和诊所。

长老会在峄县建堂后，派传教士四出宣扬教义，大约一九三零年左右，兰陵教会成立了，称为峄东支会。

那时吾乡一般人对基督教有种种猜疑，例如，他们听见男男女女在一间屋子里高唱“耶稣爱我、我爱耶稣”，产生想象，对前往参加聚会的妇女有轻蔑之意。幸亏早期教友中有一位王兴信先生，他当过保长，在地面上有些实力，那些游手好闲的人看他的面子，没有到教堂里来骚扰过。

我还记得，晚间聚会散会时，天地黑成一片，王兴信先生拿着三节电池的手电筒照亮道路，护送女教友回家。那时以吾乡的消费程度，这一举动甚为豪华，手电筒是奢侈品，大家相信“捏一捏，一个铜咯”，铜咯就是铜元。

另一位对初期教会有贡献的是宋师母，她一人住在教堂旁边的小屋里，专职传教，教友轮流供应粮食蔬菜，没有一文钱的薪水。

宋师母是一个温婉的小妇人，丈夫英年早逝，唯一的儿子又从军远走，就把对生活的热情倾注在教会里。但她说话的声音轻细，说话时也没有手势，跟一般传道士的风格不同。

我记得，宋师母永远是一个最清洁的人。朴素是必然的，不用头油，头发也能一丝不紊，粗布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手上脸上没有灰垢，达到城市中白领的水准。她并不像有洁癖的人那样难以相处，她平易近人。教会里有这样一位工作者，才可以深入家庭，劝导妇女。

教会初创，没有驻会的牧师，峄城的牧师杨成新、台儿庄的牧师翟庆峨，以及侯敬敏牧师、侯敬臣牧师等人轮流前来主讲。此外还有侯敬臣的父亲侯长老、乡村布道家张继圣先生，都很受教友欢迎。

这些牧师都是华北神学院的高才生。华北神学院设于滕县，院长赫士，是有名的神学家，我们用的赞美诗也是他主持编定的。

回想起来，侯长老讲道最是诚恳动人，他年纪大，阅历深，使你觉得他确确实实想救你。他的这份天赋由侯敬臣牧师获得，侯有神学院的底子，讲说的层次又高些。台儿庄来的翟牧师仪表最好，国学有根基，对基督教义和孔孟学说常作巧妙的融合。

我就在这些人的熏陶中渐渐长大。

▌她说：“我不要来生。”

兰陵教会的礼拜堂，盖在西北隅靠近城墙的地方，附近人家稀少。抗战爆发，治安问题复杂起来，那房屋就不常使用了。

我家有一排五间空屋，由一位本家借住，后来那人搬走，母亲愿意借给教会使用，教会又有了共同聚会的处所。这栋房子离我们的住屋只隔一个四合院，坐在客厅里能听见唱赞美诗。

教会久由王兴信长老当家做主，这时教友有了不同的意见。王长老的口才和仪表都很好，但他逐渐丧失了基督徒的气质，越来越像一个政客。这长老一职，就在一次选举后改由宗茂山先生担任。

宗王两人本是密友，皈主后，彼此的差异日益显著。宗先生勤勉谦和，有服务的热诚，把不相干的外务都断绝了，专心事奉。他以百分之九十的高票当选。

在吾乡，母亲皈主甚早，参与了兰陵教会的创建。我不知道她老人家何时、由何人引领入教。

基督教发展的经验是，妇女儿童首先受到吸引，而妇女之中，又以贫穷的、识字不多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居多。若是主的救恩同时降临缙绅之家，有少数信徒来自名门大户，可以对教会产生庇护作用，教会在当地所受到的歧视因而减少。这就是母亲信教对兰陵教会的意义。

至于母亲为什么信教，那倒不难了解。

母亲于归甚早，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不幸早逝，我这个小不点儿才成为长子。

我一点也不记得哥哥的影子，大姐二姐倒有眉有目。我记得，大姐已经出嫁，常常哭着回来，再哭着由家中套车送走，母亲陪着哭。

对二姐，印象更清楚些。记得她生病，医生说必须常吃鹅肉，家中特地养了几只鹅。不知，鹅总是把它的长长的脖子伸得很直，贴近地面，蛇一样游动，又大声喧哗，常常追我赶我咬我的小腿肚子。这个经验很恐怖，我长大成人以后还常常做这样的噩梦。

二姐死时还没出嫁，所以我约略记得她的葬礼。至于死因，说来就可怜了，她的病中医束手，转求西医，那时吾乡能够找到的西医，不过是在街口开了个西药房，顺便向病家推销成药。

他给了一瓶药水回家服用，二姐含了一口马上吐出来。家人不知道她的牙床已经脱皮出血，还在劝她、哄她、哀求她，告诉她良药苦口利于病。二姐奋勇地再吞一口药水进去，这回吐出来的是血，是血……

姐死后，母亲要拄着拐杖才站得起来。一群亲邻（都是妇女）来我家大骂庸医杀人，一左一右架着母亲往外走，后来知道她们把那家西药房砸烂了，那个卖药兼行医的家伙本是外路人，从此无影无踪。

母亲大病一场，然后黄着脸、拄着拐杖行动，整天不说一句话。咳！她当然需要宗教。

还有，母亲婚后的境遇相当痛苦。我说过，大家庭好比一只猫，努力扭曲身体以各种姿势去舔掉身上的肮脏，吞进肚里，有些事是要隐瞒的，有些话是不外传的。

后来，父亲唤母亲奉命从大家庭中分出去，彼此距离拉远，压力减轻了，每年仍有一些活动，像祭祖、拜年、庆寿，暂时恢复大家庭的形式。由于活动集中，加上“我又逮着机会了”之类的想法，大家庭制度的负面功能也就即兴发挥，淋漓尽致。当然，这些也必须舔个干净、吞进肚里。

这时，基督教来了，它说，你不可烧香摆供，你只能跪拜真神。

这时，母亲说，我信主了，你们的什么什么我都不能参加了。

对母亲来说，这已是一种拯救，不必再待来日。

母亲的心底，也许还有更复杂更隐微之处，是我所不能觉察的吧？有人问她为什么要信基督教，为什么不信佛教，我清清楚楚听见她是怎么回答的。

她说：“我不要来生。”

不错，基督教的教义里只有今生永生，没有前生来世。对熟知轮回的中国人来说，这的确是它的特色。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

母亲是把新旧约全书看了一遍才决定信主的，她对教义领悟得很快。

那时，教会初立，有思考能力的人对这个外来的宗教抱着挑战的态度，提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转弯抹角、或早或迟传到母亲那里。

有人提出：耶稣本是一个人，为什么拿他当神敬拜呢？

如果那人信佛，母亲就反问：释迦牟尼岂不也是一个人？如果那人好道，母亲就提醒他：太上老君岂不也是一个人？

母亲指出，灶神姓张，不但是人，而且不成材；送子的张仙不但是人，而且是亡国之君。关羽、岳飞、姜太公、杨二郎哪个不是人？他们不是一直在受中国人的敬拜？

耶稣是外国人，中国人怎可奉外人做教主？这不成问题，佛教在中国有无数的信徒，佛祖乃是印度人。

有一位大婶当面问我的母亲：“神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既然看不见，我又怎么能信他？”她拿这个问题问倒了好几个教友，言下颇为自负。

母亲慢慢地告诉她：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眼睛的用处有限。

你可以看见我的嘴在动，你看不见我发出来的声音，声音要用耳朵听。

你可以看见花，你看不见花香，花香要用鼻子闻。

你可以看见盐，你看不见咸，咸味要用舌头尝。

我们不能用肉眼看见神，我们是用心灵去感受神，神确实存在。

那位大婶仍然不服，可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拿这个问题去质问别人。

潘子皋先生是我们镇上的明白人，谈吐有听众，他也把新旧约大致看了一遍，告诉我：“基督教谈人道不如儒，谈神道不如佛。”

我急忙把这话告诉母亲。母亲沉吟片刻，认为潘先生的话有道理，“可是，他的话也证明基督教谈人道胜过了佛，谈神道胜过了儒。”

基督教分成许多教派，互相攻击。据说，某地有一群信徒对他们的教会不满意，自立为“耶稣教会”。不久，他们内部闹意见，有一部分人分出去自己聚会，大门外挂了块牌子，写的是“真耶稣教会”。

到底哪个是真的？教我们信哪一个？出外传道的人碰见这样的问题不免啼笑皆非。

母亲的意见是：没关系，你愿意信哪一个就信哪一个，只要信。

母亲认为，儒家和释家不是都有许多流派吗！百岳朝宗，万水归海。

那时兰陵西门里建立了天主堂，新旧之争本已过时，后进地区照例补课。这边说，你是早该推翻的专制魔鬼，那边说，你是被我们开除了的劣等门徒。

母亲从未批评过天主教，她认为天主教也是神的使者，若非天主教教士将福音东传，我们也许至今不知道耶稣的名字。

回想起来，母亲是个有智慧的人，在那样封闭的环境里，她老人家无从发展自我，服务人群，只能为这个简陋的小教堂添一分力量。这也真是委屈她老人家了。

王鼎钧老先生今年已96岁高龄，他完整经历了中国的现代史变迁。从他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一位了不起的母亲，也看到上个世纪的普通人的诸多生活细节。王老先生的文字就是这样，于平常之中见惊奇，像是在聊天，却句句有情理。

当我们在忙碌却糊涂的日子中熬过一天又一天，忽然有一天抬头四望，却生出“不知今夕是何年”的茫然时，或许王鼎钧书写的过去，能够帮我们找一个“从何而来，将往何处去”的坐标。透过“王鼎钧作品集”，看20世纪普通中国人的生死流转，体会人生的意义。

历史学家高华：王鼎钧的书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理想。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